Ana 定见未来:正确观察世界的11个思维模式

定见未来:正确观察世界的11个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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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ıl:
2018
Yayımcı:
中信出版社
Dil:
chinese
ISBN 13:
9787508680163
Dosya:
EPUB, 6,04 MB
İndir (epub, 6,04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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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见未来

——正确观察世界的11个思维模式





[美] 约翰·奈斯比特 著

魏平 译





中信出版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定见未来:正确观察世界的11个思维模式

作者:【美】约翰·奈斯比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ISBN:9787508680163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行成于思,毁于随。

——中国谚语





献给我的妻子多丽丝





引言

蛇吞象


那是一个安静的冬日夜晚,我和小孙子伊莱一起坐在火炉旁,为他读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经典著作《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故事的开头讲的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被一本关于丛林的书所吸引,于是画了一幅画。对他来说,这幅画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条吞下了大象的蟒蛇。但令他惊讶的是,大人们都看不明白,都认为这仅仅是一顶帽子!他不得不重新画了一幅,好让大人们能够看明白。直到他遇到小王子,他才找到了一个和自己视角相同的人:只有小王子看出第一幅画就是一条吞下大象的蟒蛇。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比喻。



这幅画形象地指出了人们的思维对视角的限制。一旦摆脱了固有思想的束缚,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眼前的事物了,比如上面的故事中就是一条吞下大象的蟒蛇。





序言


我是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甜菜农场长大的。那个叫格伦伍德的摩门部落中大约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我的亲戚。我们的村庄被犹他州的群山包围着,交通十分闭塞。村民的生活完全被摩门教的教规统治着。我的命运早就注定了——成为一名传教士。教会派我到哪里,我就要去哪里待上两年时间,因为毕竟我们是无法拒绝上帝的召唤的。

我第一次对这种生活产生疑问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当时我的耳朵长期发炎,疼痛难忍,直到阿诺德叔叔来看望我,并在违反了一条摩门教教规的情况下为我治疗,我的病情才有所好转。尽管摩门教严禁抽烟,阿诺德叔叔却是个烟民。他用烟熏我发炎的耳朵,这样治疗了一年多,竟然取得了奇效。耳朵中的疼痛减轻了,我也不再老是想着耳朵的疼痛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三四个德高望重的叔叔经常用“按手”[1]的方法为我祈祷、治病,但是都没有阿诺德叔叔采取的办法疗效好。

于是我开始怀疑周围的世界,对于探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情是我的幼小的心灵所不知道的呢?我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服从命运的安排。

好奇心就是探索的开始,我很快就确信自己非常渴望走出犹他州。17岁的时候,一个机会展现在我面前,我加入了海军。他们的宣传语“周游世界”的意义实际上比他们所理解的还要深远。直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才真正向我敞开了大门。在这个世界中,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从我离开犹他州开始,这个世界就像书本一样,一页页展开在我面前。每一页都有新的知识供我学习。

许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好奇心促成了我丰富多彩的经历。在海军的时候,在犹他大学作为学生会主席为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的“激进岁月”里,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的时候,作为《西方名著入门》(Great Books Foundation)的编辑在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和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的领导下工作的时候,以及在公司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只要我感觉自己的学习曲线不再上升,我就会选择离开。

25岁的时候,我开始竞选国会议员,直到后来奋斗到华盛顿,肯尼迪总统任命我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这些政界经历使我学会了政治这门“可能性艺术”。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我继续留在华盛顿,担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助理,后来还曾进入白宫,为约翰逊总统负责过一些特别项目。

20世纪60年代可能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最动荡的时期。人们放火焚烧建筑、旗帜,整个“美利坚公司”陷入了恐慌之中。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示威,几百所大学也被学生们占领了。

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来“消除美国最后的不公平现象”,一系列法律法规也随之诞生。1965年,约翰逊总统请我调查他的“伟大社会”施政目标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尽管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任务,但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理清当时的形势,更不要说预测对于美国将来的影响了。而且,我再也不能忍受约翰逊总统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越南战争的狂热思想(他曾经说过“我绝不会是第一个卷起尾巴逃跑的美国总统”)。于是我离开了白宫,接受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邀请,成为主席汤姆·沃森(Tom Watson)的助理。

1967年4月,底特律爆发了种族骚乱。那年夏天,黑人权利的倡导者开始宣扬武装革命,骚乱席卷了整个美国。约翰逊总统还命令4 700名; 伞兵空降在因为骚乱而近乎瘫痪的底特律市。当时的底特律市市长卡瓦诺(Cavanaugh)形容道:“这里就像1945年的柏林。”总统还下令国民警卫队下属的所有部门都要进行反暴乱的训练。第二年,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被暗杀的事件加剧了骚乱。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使用“黑鬼”这个词语,转而使用“黑人”。美国的所有城市都是一片狼藉,企业界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国家的动荡促使我极力想寻求一种可以监测国家转型的方法,但我怎样才能真正看到美国的未来呢?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郊外的一个报亭买了一份《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报纸上的大标题讲的是当地的学校董事会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计划。我接着浏览了一下这个报亭出售的美国各地的报纸上关于当地新闻的大标题。突然,我意识到,如果每天都能够阅读这些地方报纸,那么我就可能会发现国家的一些新趋势,就能够了解美国现在的形势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真是谢天谢地。

我的冒险精神又一次跳了出来,于是我离开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汤姆·沃森,离开了那个令许多同事羡慕的职位。我用离职的薪水开了自己的公司:城市研究公司。

不久,越来越多的员工和我一起开始对160种地方报纸进行分类、分析。我们的理念认为,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思维方式对众多事件进行分析和整理。然后,我们把所发现的情况总结起来,作为期刊发行,期刊的名称为《城市危机监测》(Urban Crisis Monitor)。很快,许多公司开始订阅这本期刊,我也开始就自己对美国形势和趋势的理解四处演讲。

在接下来的10年中,我一直和许多大公司合作,并通过我们的内容分析方法了解这个社会。通过高度地方化的数据库,我目睹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大体轮廓在慢慢形成,也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些看法。

尽管对我来说,许多趋势都是确定无疑的,但很多人在当时都没有认同我的预言。我还冒着得罪专家的风险,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仅仅从变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世界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但是当时,我认为这种风险是值得的。在一个日趋复杂、用冷冰冰的方法来分析周围事件与思想、信息量如此庞大,以至个人的声音变得微不足道的世界中,我认为我们是急需组织结构的。有了简单的框架,我们才能开始了解这个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可以随时对这个框架进行修正。正是这些思想促成了《大趋势》(Megatrends)这本书的出版。

《大趋势》一书的销量达上千万册。随后我又出版了《改造企业》(Reinventing the Corporation)和其他几本书,其中包括《2000年大趋势》(Megatrends 2000)。我的讲座和演讲遍布七大洲,不管走到哪里,记者、政治家和企业界都会问:“下一个大趋势是什么呢?”我的听众都想知道,到2030年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还会不依不饶地提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是如何进行你的工作的呢?”





定见未来


对于一个拿着锤子的小男孩来说,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是一根钉子。



一天下午,我的朋友托尼·奥夫纳(Toni Ofner)一直在追问我是如何进行自己的工作的。我回答说,自己收集了大量信息,阅读了许多报纸,还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思想与观念,所有这一切都帮助我了解世界发展的趋势。

“那么,”他说,“照你说的那样,如果未来隐含于现在的生活中,而且如果我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形势,那么我应该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得出同你一样的结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我沉思了一会儿,其实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思考了一会儿,我就明白了。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有所不同,而是我们看待这些事实的方式不同。“托尼,”我说,“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不同。”我意识到,许多年来,我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原则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过滤周围的信息。我凭借自己的经验、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来衡量所接收的信息,其他所有人也是如此。“你所说的,”托尼回答道,“似乎就像是同样的雨落在不同的土壤上,会长出不同的植物一样。”

他说的没错。的确,思维模式就像是雨水(信息)所灌溉的土壤,土壤的不同会导致生长的植物的不同,而思维模式的不同会促使人们得出的结论不同。思维模式就是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继续讨论着。我开始思考帮助或阻碍自己进步的最有力和最重要的思维模式。后来,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写一本关于思维模式及它如何帮助我预测未来的书。

从国际大事到人际关系,几乎所有领域中进行的判断都与思维模式有关。比如,如果一个妻子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个花花公子,那她就会按照这种眼光来判断所接收到的信息。这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她对于信息的理解方式以及她的反应。而如果一个妻子认为自己的丈夫忠诚可靠,那么她在接收同样信息时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及反应。当然,这仅仅是思维模式在微观层面上的反应。

在宏观层面上,许多人的思维模式都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文明冲突期”,他们总是在这个框架内理解问题。而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持的都是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我们都认为经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决定世界的走势。

当然,人们有些思维模式是大体一致的。例如,人们都认为,政客都是骗子;把业务外包到印度无异于剥夺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猫是最干净的宠物;全球变暖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等。

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想讨论文化适应或者社会高压所驱动的思维模式。我所讨论的思维模式只有一个特定目的,那就是帮助大家培养可以指导、管理个人生活和事业的思维模式。因此,这本书不仅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关于未来50年的框架与展望,还会告诉大家预测未来、面对未来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态度。





第一部分 思维模式:把握未来大趋势


思维模式就像天空中不变的星星,当我们思绪的小船畅游在信息海洋时,它们可以为我们指引方向,从而帮助我们沿着正确的航程安全地到达目的地。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思维模式帮助我调整、纠正自己的思维,为我打破思维的局限,并帮助我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收集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思维模式,我就不可能得出《大趋势》及《2000年大趋势》中的结论。我处理事务的方法、处理信息与经验的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本书中,我介绍了11种思维模式,也许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发现对自己有益的某一种。如果需要对这些思维模式按照重要顺序排列的话,我个人会把“勇于追求,错又何妨”排在首位。这种思维模式适用于任何商业领域和个人生活,对于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你敢于大声发言或者勇于尝试,不管你的努力在当时看来有多么不切实际。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推动了《大趋势》和随后一系列著作的成功。总之,这是一种可以推进创造性思维的思维模式。

排在第二位的是“不要走得太快,免得让人不知道你在哪里”。这句话听起来显而易见,非常简单,但是本书后面的例子会证明,想要做到并没有那么容易。在生活中的所有领域,在商界、政界或者在领导阶层中,这一思维模式都会提醒人们不要太超前,以免自己的言行不被人们理解,从而失去效力。

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思维模式都是互相融合、共同工作的,都能够帮助我们透过复杂的现象看到本质,使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那顶帽子,还可以看到吞下大象的蟒蛇。你会发现,思维模式这一认知工具是可以改造你的生活和事业的。





第二部分 未来世界大趋势


我们都喜欢展望未来,希望能够弄清楚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经常会被人们提起。本书的第二部分就将给你一个答案。它将探讨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这些趋势对我们的事业与生活的影响。

在一个文化水平不断降低,视觉交流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商业、贸易、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国家的形势与经济指标对你的事业和生活还那么重要吗?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之中的欧洲将会走向何方呢?中国,这个无处不在的争夺大家工作机会的国家,会成为吞噬我们的巨龙,还是会被我们驯服呢?媒体上宣传的“下一个大事件”会实现吗?

我对未来的展望并不是单纯的猜想,而是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探讨的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基于对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看完本书之后,大家就能够明白我得出某个结论的原因,明白我并没有拘泥于细节而丧失全局观。我的展望会为你提供一个框架,你可以把它应用在自己所关心的领域之中,从而受益于未来。

[1] 耶稣以按手代表医治与祝福,门徒以按手表示医治。——译者注





第一部分

思维模式:把握未来大趋势





很多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不管别人的宣扬是如何铺天盖地,只要我们能够分辨出常量与变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应对新的市场,并且从变化中获利。

世界未来的变革与趋势都是隐含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预测未来。想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置身事外、耳聪目明。

如果你追求完美,那么你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小圈子里。一旦你开始允许自己犯错误,你就会感觉自己像是遨游在自由的天地中,视线豁然开朗。

让公众明白变革的好处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人们的责任。领导者如果想要成功地实现变革,就必须要让下属明白变革的好处。普通民众并不是变革的倡导者,除非他们真的相信变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第一章

思维模式1

很多事情变了,但大多数事情没有变


变与不变的逻辑


2006年8月8日,亚马逊网站列出的所有书目中,有56 170本图书的名字都与变化有关,其中11 195本与商业变化有关,2 404本与全球变化有关。不计其数的报纸、杂志和电视新闻频道更是如此,它们都宣扬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跟得上变化的潮流呢?没有人可以。

但是不要担心。

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吧:大部分企业都处于稳定状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如此。的确,产品和市场已经发生了改变,绝大多数得到了改善,我们使用的工具也已经改变。尽管商业图书如雪崩般大量出现,而商业操作,也就是买卖的基本要素,以及为了生存而赢利的目的,在我所观察的40年里却没有多大变化。

不管手机是否能够用来看电视,互联网是否能够进行通话,浴缸是否能够在你脱衣服的时候就自动放水,冰箱是否能够在听到你肚子咕咕叫的时候自动开门,发生改变的都只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但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我们上学、结婚、生子,然后再把孩子送去上学,这并不会因为学校改革而发生变化。家庭和工作都是最重要的常量。

现在,甜菜农场的生活与我小时候并没有多大不同。尽管现代化的设备减轻了人们播种和收获的劳动量,但和原来一样,季节仍旧决定着生活的节奏。大部分农民还在用牲畜耕作,只不过当时用来运输和耕作的马现在更多的时候都供人们娱乐了。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我的父母一直在努力维持生活,努力使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是在利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源做那个时代最平常的事情。

在11卷的《世界文明史》(Story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开头,威尔·杜兰特和艾丽尔·杜兰特(Will and Ariel Durant)写道: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文明史就是对河岸上人们生活的记录。





变化的是方式,不变的是内容


你曾经罗列过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吗?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我们做事方式的变化,而是事情本身的变化。

让我们再次回到农场的例子上,发生变化的只是耕作的方式,耕作本身并没有消失。农民适应新技术和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取得进步。尽管他们耕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他们还是农民,这一点并没有变。有些人适应了不断变化的需求,就像Chino’s,他们精美的有机蔬菜和水果被许多著名大厨如旧金山的沃尔夫冈·帕克(Wolfgang Puck)选中,成为烹饪美味佳肴的上品。还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成功,已经放弃了耕种。

很多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的做事方式。不管别人的宣扬是如何铺天盖地,只要我们能够分辨出常量与变量,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应对新的市场,并从变化中获利。

体育运动总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例子。

团体运动的规则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偶尔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体育运动所改变的经常只是运动的技巧。体育界一个著名的重大变化,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橄榄球教练克努特·罗克尼(Knute Rockne)所提出的现代“前抛”技术的普及,但这并没有改变底线得分的规则,只是队员到达底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一名运动员的风格有时候也会改变某项运动。

1936年12月30日夜晚,17 500多名观众涌入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美国当时的最佳球队——已经连胜43场的长岛大学队与防守型的太平洋海岸联盟冠军斯坦福大学队的巅峰对决。最终斯坦福大学队以45∶31的比分终止了长岛大学队的连胜局面,但是本场比赛的看点并不在此。

其实,大部分观众都是来看斯坦福大学二年级学生汉克·路易塞蒂(Hank Luisetti)的比赛的。他身高6英尺[1]2英寸[2],体重185磅[3],是当时唯一一个打破传统投篮方式、在空中单手投篮的篮球运动员,而其他运动员都还是按照传统方式双手投篮或者钩手投篮。大众对于单手投篮的喜爱并没有改变篮球进入篮筐才得分的规则,却改变了运动员们的投篮技术。当然,这一改变也遭遇了强烈的反对,当时的篮球界普遍认为单手投篮是不合规矩的。“这不是在打篮球,”纽约大学的传奇教练纳特·霍尔曼(Nat Holman)当时说道,“如果我的队员这样打篮球,那么我宁愿辞职。”

路易塞蒂在1937年和1938年两次被推选为“年度最佳大学生运动员”,而且后来在美联社的20世纪上半叶最佳篮球运动员调查得票中仅次于乔治·麦肯(George Mikan),位列第二。

汉克·路易塞蒂于2002年12月17日去世,长寿的他幸运地看到了自己所创的单手投篮技术被埃尔·门罗(Earl Monroe)、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当然还有迈克尔·乔丹等球星完善并且发扬光大。

技术上的改变经常会带来无穷的发展潜力。美国田径运动员迪克·福斯布里(Dick Fosbury)就为跳高开创了一个背跃式新纪元。传统的跳高方式都是面向横杆,一条腿先跨过去,另一条腿再跟进,而福斯布里跳跃的时候是背对横杆,身体弯成弓形先过杆,腿再跟过去,然后用肩膀着地。福斯布里是在俄勒冈州梅德福市读中学时开始练习跳高的,教练所传授的就是那种传统的跨杆方法。在他开始寻求自己的新方式之前,福斯布里的成绩一直非常一般。其实,他并没有考虑传统的跳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多想,”他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思维,它就这样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这种新型跳高方式帮助他越过一个个高度,到达了2.13米,观众的目光也投向了这位独特的运动员。最终,他在第三跳时越过了2.24米的横杆,获得了奥运会金牌,也刷新了奥运会纪录。

跳高成绩的大幅度提高所依赖的不只是这种新的跳高技术。这项技术正是由于着陆点的改善才得以实现:大型橡胶垫代替了原来的沙坑,保证了运动员在头先着地的时候不会受致命伤。尽管跳高这项运动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福斯布里所创新的跳跃方式“福斯布里跳跃”已经成为该领域普遍采用的方式,它所创造的成绩是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变化并不代表发展


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这样一句话——“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句话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是对那些趋势研究者们来说的。而同时,它还会使人们因为无所不在的变化而歇斯底里。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似乎都认为电子商务会彻底颠覆传统生活。当时的潮流就是卖掉你所有的零售连锁店的股票,彻底告别传统的经营方式。

人们总是认为时尚是不断变化的,而我却要说,大部分时尚都是昙花一现。时尚界也有许多一成不变的因素,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黑色小礼服。比如说牛仔服装的流行就已经持续了150多年,其中的100多年都是Levi’s的天下,后来人们的选择才越来越多。现在几乎每一个时装设计师都会设计一些牛仔服装。

男性时尚市场最大的福音就是男性时尚的稳定性。在这个市场中,人们不必挖空心思进行创新。男性时尚市场不同于女性时尚市场,尽管它有时也会出现细微变化,但总体来说还是相当稳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男性时尚唯一的变化就是每20年男性领带的宽度会有所改变。相对于女性时尚,世上的大部分事物更类似于男性时尚。

香水的流行也像女性时尚一样反复无常。它的寿命经常和它的香味一样令人难以琢磨。在100款新香水中,95款都会迅速地销声匿迹。但是,各个公司还是不断推出新款香水,因为香水的利润实在太丰厚。如果它有幸成为流行的5款香水之一,那么带来的利润就十分可观了。时尚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与艺术和建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视觉艺术体验。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十五章中你将会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

2005年11月,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停止香草可乐的生产,这意味着又一个新品种的夭折。在每年推出的30 000种消费新产品中,90%的品种都会很快消失。顾客们的反应似乎是“目前的产品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在1994年出版的《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一书中,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杰里·波勒斯(Jerry Porras)揭穿了“变化的神话”,强调了持续的重要性。他们在书中写道:“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会像信奉宗教一样坚持自己核心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变化很少。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公司坚实的基础,它们并不因为一时的时尚或者趋势而随波逐流。”

在商业领域,新技术有时也会带来新的稳定性,就像体育运动一样。20世纪80年代,受到日本抢占全球市场的威胁,“程序管理”开始在美国盛行,其中的明星产品、由摩托罗拉的比尔·史密斯(Bill Smith)所倡导“六西格玛”也成为质量管理系统中新的通用体系。现在,它最大的倡导者,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已经退休,这一体系也开始走下坡路。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它阻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尽管如此,它还是盛行了25年。





满天下都是新鲜事


很久之前,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所罗门国王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名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而现在人们经常说的是,满天下都是新鲜事。

从2005年初开始,《新闻周刊》在一则大规模投放的广告中援引了它的天才国际事务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一句话:“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未来10年发生的变革甚至要多于过去100年发生变革的总和。对此,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当然也没有。”

这样的评论不在少数,因此难怪人们会如此关注未来,急切地寻找变革的迹象,希望能够从中了解未来发展的趋势。法里德·扎卡利亚可能比我们更有远见,但是他并没有做任何定量分析:计算过去100年来发生的变革就已经够复杂的了,但更麻烦的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列举出未来10年内可能发生的变革。因此,这只是扎卡利亚夺人眼球的大胆预言罢了。对我来说,这种论断过于简单,我并不认为它有任何益处。我认为,人们还不如列举出自己所认为的在未来10年可能发生的变革和可能不会发生变化的事物。“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一论断虽然非常普遍,却十分荒谬。我认为,起码在商业领域中,这一论断是无法成立的。

变革的基因一直围绕着永恒而转动

变革是媒体的生命线。媒体间的竞争和适时报道决定了它不得不宣扬变革,但是新闻的质量和意义是依赖于观众的需求的,很容易沦为琐事和细枝末节。

本书介绍这11种思维模式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不要被琐事牵绊,而是要牢牢盯住那些已经或者将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在猎取新闻和变革,而是想探寻未来的方向,想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擦亮自己的眼睛。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质量。不管我们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都应该区分表面变化和实际变化、本质变化和一时的时尚,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在世界历史上,大部分事物都是稳定的。

区分:要素与修饰

规则与技巧

趋势与时尚

突破与改进



[1] 1英尺≈0.30米。——编者注



[2]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 1磅≈0.45公斤。——编者注





第二章

思维模式2

未来存在现实之中


仰望天空的约翰尼

在上学的路上

约翰尼总是

抬头望着天空

和上面高高飘浮的云彩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前面的路上

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有一天,一只小狗跑过来





约翰尼的眼睛却还在望着天空

他们撞在一起

摔了个大跟头



马克·吐温翻译的这首德国童话诗歌《仰望天空的约翰尼》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一个游离于周围环境之外的小男孩。在我看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很像这首诗中的约翰尼,急切地寻找未来,却在现实中摔了大跟头。马克·吐温很可能是于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旅行时读到这首小诗的,当时他曾在维也纳逗留了1年零8个月。

那个时期的欧洲诞生了许多导向性、前瞻性的思维与理论,建筑师、诗人和画家都在反抗传统。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和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创建了新艺术流派和革命性建筑流派,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构建“燃烧的现代艺术之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研究潜意识后成为精神分析之父。当今世界的许多萌芽都源于那时。

虽然发展的进程被两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但是前进的道路仍在继续向前延伸。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预言,战争赔款将会加深德国的战争创伤。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一战”后的社会现实,并因此提出了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警告。

他曾经在“一战”后参加过缔结凡尔赛和约的谈判,当时十分反对要求德国进行巨额赔款。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他曾预言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将会导致大的灾难,后来果然得到了应验。尽管他的想法在现在看来是十分有道理的,在当时却因为各种原因遭到摒弃。

他的著作证明对于现实的客观,无偏见的研究是可以揭示未来的。来自政治家和同事们的敌意和否定也证明了某些心态是会蒙蔽和欺骗人们的视线的。

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预测未来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立足现实,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进行思考,这也是我撰写所有书籍的基本原则。未来是存在现实之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研究现实中的所有细节以便预测未来。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未来只是现实生活的延伸,而是说我们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土地上,而不是从天空中发现未来的萌芽。

因此,小心前面的陷阱,仔细观察眼前的事实,并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帮助,下面的章节将会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几年前,我曾就美国向巴拿马交还巴拿马运河的问题发表过一次演讲。

作为巴拿马运河归还仪式的前奏,组织各国外交部部长听取演讲的巴拿马外交部部长邀请我们夫妇加入大家的队伍,乘坐直升机游览运河。我和妻子本身对直升机的安全性是有些担心的,但我们不想在大家面前露怯,只好参加了这次游览。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阅读过一些材料,知道建造运河是多么艰难,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直到我们从直升机俯瞰运河时,才全面了解了整个工程。浓密的雨林绵延数里,十分壮观,我们脚下密集的丛林就像一块厚厚的地毯,而人工运河就像一条蓝色的带子从中蜿蜒而过。

而几天之后,当穿过曾经从直升机上俯瞰的丛林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茂密的植被、棕榈、树林和灌木;各种不同层次的绿色;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猴子们在树梢荡来荡去,还不时地与同伴应和。每一次转弯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这与我们在直升机上俯瞰的角度截然不同,看到的景色也截然不同,也再次验证了下面这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虽然我们并不是每次都有机会可以体验这种细节与整体的区别,但情况大致都是如此。如果你想发现导向性的事件,便要与之拉开一定的距离。因为如果缺少这样的距离,当时的潮流便很容易蒙蔽你的视线。时尚本身是隐含于趋势之中的,也是趋势的一种体现。趋势并不经常发生变化,而趋势所隐含的时尚却在不断促进变化的产生,因此才有了“流行”这个词。

1982年,我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到的一项重大变革,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隐含于这项转变中的趋势就是人们“身体意识”的觉醒。在农业社会中,我们是依靠自己辛苦的身体劳动来完成日常杂务的。在工业社会中,我们也要在工作中出卖体力。(在美国的短暂历史中的体现,是人们的职业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的转变。)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工作中所需要的体力劳动非常少。这种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影响之一就是许多人都成了办公室人员,人们越来越关心我们的身体活动和身体所摄入的物质,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身体意识”时代。这种向办公室人员的转变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引起的,是不会出现逆转的。

因为办公室工作的特性,我们还会一直继续关注自己的身体,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但我们爱护自己身体的方式会随着潮流而变化。这些潮流就是趋势的具体表现,是趋势不断变化的体现方式。例如,长久以来,跑步都被认为是健身的有效方式,游泳也曾经盛行一时;现在许多人开始追捧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私人教练和健身俱乐部开始流行。我们健身的方式、尝试的各种器材,都可能是随着潮流而变化的,而健身的必要性却是始终如一的。除了健身之外,关爱身体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饮食。

当然,饮食与节食也是与潮流密不可分的:马约诊所饮食法、艾特金斯饮食法、素食、西瓜、体重监测、南部沙滩、比弗利山庄、低脂肪、高脂肪、只吃碳水化合物、不吃碳水化合物、吃大量水果、不吃水果。现在许多人都非常关注艾特金斯饮食法(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但是我想指出,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式早就已经存在了。早在1825年,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一位法国律师,在备受整个欧洲推崇的《味觉的生理学》(The Physiology of Taste)一书中就曾说过,一些读者肯定会反对他的饮食方案。他在书中写道:

“天哪!”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会大叫,“我的老天!教授太没有人性了!所有我们喜欢的食物他都不让吃,比如可爱的小蛋卷、蛋糕,还有饼干,甚至连土豆和通心粉也不行!一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美食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

“你们说什么?”我摆出一副最严肃的面孔,其实我难得如此严肃。“那好吧,你们就吃吧!吃得胖胖的!变得又肥又丑,还会得哮喘,最终还因为这些过度的油脂而丧命。”



尽管节食并不有趣,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寻找减肥途径的热情似乎永远也不会消退,而潮流只是我们应对由于整天坐着办公而产生的多余脂肪的方式。你可以认为潮流是重大趋势的体现,你也可以认为趋势来自社会的重大变革。本书第二部分第十五章“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中,就有几个很好的例子来帮助你理解这一结论得出的过程。





掀开帘子看世界


许多人都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我喜欢的藏身地之一就是窗帘后面。社会的一些重大变革就像是藏在窗帘后面的小男孩,发现他们并不困难,关键就是不要被窗帘蒙蔽了眼睛,而是要把它掀开看一看。

在《大趋势》一书中我所讲述的另外一个变革就是工会会员的数量会继续下降,工人运动会消失。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1/4的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而在平等待遇的“窗帘”后面是工会组织的精神(对所有工人一视同仁)与由于技术而逐步显现的个人主义之间的不和谐。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提高,从而导致从业人员大幅减少,而制造业正是工会会员最集中的领域。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工人经济状况好转,也使他们不再经常向工会组织寻求帮助。这一现实使得工会组织就像是等待中生代归来的恐龙一样,但是中生代是不可能重新回来了。工会组织已经失去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政治土壤。就像恐龙一样,想要生存下去,工会组织必须要改头换面,重新为自己定位,但是它们并没有这样做。

从我在书中预测,美国工会成员会减少到现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成员的比例已经从当时的25%下降到7.8%,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后来,服务业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宣布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这个消息更使得工会组织的状况雪上加霜。

变革基本都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因此,在做出判断之前,人们最好先考虑一下是否有多种因素在推动事物向不同方向发展。本书第二部分中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一条是单纯基于某一线索的。如果找不到足够的线索,你最好再次掀开窗帘看一看。





行星研究所


报纸是揭开未来面纱的重要信息来源,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行星研究所,为我们报道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报纸被许多人称为“历史的草稿”,这个说法再贴切不过了。因此,报纸是人们研究过去和未来的第一手资料。历史书经常把当时的报纸作为信息的主要来源,但现在我们经常忽视报纸的这一功能,那么就请大家用100年后的眼光来读今天的报纸。当然,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我们所寻找的并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对事件的记录和比赛的结果。我们发现比赛结果的过程以及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将在下一章“要认真把握媒体统计数据”中进行详细讨论。

报纸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迫选择的体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听我解释。报纸之所以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监视器,说得简单点儿,是因为报纸中可以报道新闻故事的篇幅是有限的。从经济角度考虑,报纸中为新闻留出的空间,也就是新闻版面,总是有限的。因此,如果有新鲜事物在报纸中出现,那么有些新闻就必然被删除或者缩小篇幅。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就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迫选择的原则。《纽约时报》的主编约翰·格迪斯(John Geddes)曾经说,《纽约时报》的新闻版面“已经大约8年没有变了”。他还强调说“这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当然,网上的博客就不存在这种“空间预算”的问题,博主永远都不需要考虑文章的长度和空间的容量。

社会中也同样存在被迫选择的情况。社会和人们有着类似的特性:人们的大脑在任何一个时刻能够考虑的问题和事情都是有限的,而社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有限的。如果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出现,那么现有的问题所引起的关注就会减少甚至消失。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新闻版面当中,新闻版面上的内容代表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优先关注程度。

某些报纸不仅在阅读内容,而且在阅读方式上,都大大优于另一些报纸。我个人认为,最忠实地记录了世界变化的报纸有《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它也自称为报纸)和《今日美国》。

即便是上述报纸,大家也不要指望它们能够完全反映出从长远角度来看比较关键的事实信息。比如2006年3月末,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裁员30 000人。这一消息占领了几乎所有报纸的头条,尽管裁员需要三年的时间才会完成,尽管对于日渐衰退的福特公司来说,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意外。而在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2月又新增了280 000个新的工作岗位。显然,从长远来看,这一消息更有价值,但这一报道在我所看到的所有报纸中都被淹没在了第十版或第二十六版。因此,大家在读报纸的时候应该看中新闻本身的重要性,而不要被人们对它一时的关注程度,也就是它所在的版面所迷惑。

在时间的长河中,未来常伴在我们左右

世界未来的变革与趋势都是隐含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预测未来。而想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置身事外、耳聪目明。

在这一过程中,报纸是我们的重要伙伴。它们不仅是历史的第一遍草稿,还是我们了解未来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在塑造未来。报纸是我们可以收集到的基本信息来源,它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报纸可以为我们提供政治、文化、社会事件、潮流与趋势方面的信息,但它们同时包含了个人观点、政治宣传、无关的细节和昙花一现的琐事。虽然报纸对我们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我们敏锐的眼光远比我们搜集到的信息量更加重要。在不断求证和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未来的蛛丝马迹。





第三章

思维模式3

要认真把握媒体统计数据


体育vs.政治:1∶0


你是怎样读报纸的呢?我是从体育新闻读起,也就是从后向前读。这并不仅仅因为体育展现了人类的成就,还因为在一个科技驱动的社会里,体育变得越来越重要(见思维模式11),也因为我喜欢体育。我对体育一直很感兴趣,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体育报道是最可信的,最起码要比头版的新闻客观得多。如果我在报纸上读到波士顿红袜队以7∶3的比分战胜了纽约扬基队,那么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一事件是真实的。

而许多年来,在报纸的另一部分,通常是在《金融时报》的头版,德国前任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一直在吹嘘德国是一个经济强国。世界形势虽然不像体育新闻那样一目了然,但也是有数据可供我们查询的。在报纸中我就发现了一些数据。德国的失业人数比上月上升了44 000,失业率达到了10.4%。德国政府曾宣称,德国的失业率在2005年会增长大约1.5%,这个数据是相当低的。但让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结果”吧:德国经济根本没有增长,上个季度甚至为负增长。

2006年1月,也是安格拉·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两个月后,她下令德国经济部门改掉喜欢做出过于乐观的经济增长预测的习惯,这也是她上台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无视现实


2000年,欧盟成员国的政府首脑会集里斯本,他们宣誓要将欧洲“在2010年前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很显然,欧洲是在挑战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此之后,每年欧盟的领导人都会重申这个《里斯本协议》。

那么现实是什么?“比赛结果”又是什么呢?自从2000年公布这个协议以来,欧洲每年都在丧失在经济上与美国抗衡的能力。事实上,近十多年来情况都是如此。不管欧盟的目标多么雄心勃勃,引起多么广泛的世界关注,但最重要的还是实现他们目标的具体措施。如果你想了解欧盟和它的成员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方向,你可以不断查看“比赛结果”。他们的就业率是上升还是下降?经济增长率是多少?有没有采取什么经济改革措施?政府无法创造新工作岗位,能够提供新工作岗位的是企业,与政府无关。那么,创业的环境如何?生产率是在提高还是下降?

当你读到任何关于欧洲的新闻时,都请在心中思考一下上述问题吧。





沉重的包袱


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是在向世人宣告自己正在努力奋斗,而通用汽车公司这个已经走下坡路的美国工业巨人却在悄悄地奋争。2006年2月,通用汽车公司(全球收入1 926亿美元)宣布了10年来最严重的年度亏损:106亿美元,并且暴露了自己正面临的问题: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来自亚洲的激烈竞争以及国内市场销售量的下降。通用汽车公司陷入了多重困境之中。它还必须为每辆汽车支付1 600美元的所谓的“附加费”——主要包括医疗和养老金等费用。

更为糟糕的是,通用汽车公司当时的市场占有率还面临着40年来的分水岭。丰田汽车公司即将取代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曾是世界汽车界老大的通用现在已经入不敷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出现。《商业周刊》对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结如下:

处于如此窘境的公司通常都会缩小生产规模,直至达到平衡。那么,一个正常的通用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也许它会减少5个生产商,每年在北美生产400万辆汽车,而不是现在的510万辆,这样它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就会降低到20%左右,但工厂就可以根据实际需求来进行生产,减少打折或者廉价的租用汽车的销售。员工们的医疗保健计划也要相应缩减,使困难时期的下岗员工去享受政府的失业津贴。这样用在科研方面的经费会更加充裕,但科研应该主要集中在四五个环节上,而不是现在的8个。

对于通用汽车公司来说,紧缩并不是他们可以做的选择。它的工会协议规定,不管它的销售和利润情况多么糟糕,如果它要关闭工厂或者解雇工人,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不管它是否赢利,都要保证工厂最低80%的运转量。即使生产线停工,通用汽车公司也必须支付下岗工人的工资和丰厚的医疗保险及养老金。除非工会同意做出巨大让步,否则这些费用都是必需的,至少在两年后进行下一轮工资协商之前都是必需的。

通用汽车公司每年有87亿美元流入了一线工人的口袋里。它直接或间接提供了近900 000个工作岗位,它的员工包括汽车工人、广告策划人员、汽车销售人员和办公室人员。通用汽车公司在1998年曾因工人运动而停工54天,那个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下降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因此不可否认,通用汽车公司的困境也是整个美国的问题。



100多年前,亨利·福特位于底特律的工厂开创了美国现代汽车工业。2006年1月,福特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做出了非同凡响的陈述:“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按照顾客的需要来设计和制造产品,而不是仅仅维持工厂的运转。”想象一下吧!

在商业、政治或者私人生活领域,如果个人的虚荣心膨胀的话,豪言壮语和现实之间的偏差就会加剧。事实上,他们在发出豪言壮语的时候,许多问题都被隐藏起来了。在追求成绩的过程中,力求完美的力量就在起作用。千万不要被那些远大的目标所误导,还是看一下“比赛结果”吧。

这就是战略顾问所要做的工作。公司往往会花费几百万美元请顾问来告诉自己“比赛的根本结果”。麦肯锡和其他咨询公司就是分析公司的相关事实和数据,分析单位劳动力的效率,分析公司所处的市场,然后根据事实提出建议。咨询公司之所以可以收取丰厚的咨询费,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做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同样,你也可以分析周围世界的“比赛结果”。





人才库


“比赛结果”也许还应该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至少是科学方面奖项获得者的数量。毕竟,诺贝尔科学方面的奖项要比文学奖或和平奖所掺杂的政治因素要少。

在“二战”爆发之前,欧洲曾经获得过109次诺贝尔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而美国只有13次。但从1969年开始,这一局面发生了逆转:欧洲只获得了90次,而美国获得了171次,这表明了全球自然科学领导权从欧洲开始向美国的转移。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十三章的欧洲部分对此还会有详细论述。

几年前在东京演讲的时候,我曾讲到移民源源不断地为美国补充着人才资源,而且美国拥有3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日本只有4位的事实,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当时,我听到坐在第二排的一个家伙说:“是的,但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从其他国家移民过去的。”“谢谢,”我回答说,“这正是我想要说的。”





气候变暖还是变冷


如今,人们对气候变暖的担心和20世纪70年代时对气候变冷的担心一样,都是杞人忧天。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20世纪40年代,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在犹他州渐渐长大。当时人们最大的恐惧就是“冰川世纪的到来”;20世纪70年代人们所担心的是“全球气候变冷”。

1974年,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专栏作家乔治·威尔写道:“一些气象学家认为,到20世纪末北半球的平均温度可能会下降2—3摄氏度。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高纬度地区(加拿大、中国北部和苏联)的粮食将会减产,从而引起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社会动荡。”现在“20世纪末”已经成了过去时,这一预言并没有实现,人们开始相信全球气候在逐渐变暖。

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40年前,一些著名的气象学家在波恩开会时警告说:“气候变化的现实使得最乐观的专家也认为10年内粮食的大规模减产(由于全球变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无视这一必然结果,不采取相应措施,那么许多人将因此而饿死。如果引发政治动荡和暴力活动,人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就会更高。”

当时最畅销的图书是1975年由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变冷:又一个冰川世纪已经来临?我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吗?》(The Cooling: Has the Next Ice Age Begun? Can We Survive It?)。它的作者洛厄尔·庞特(Lowell Ponte)也曾就这一主题进行广泛的演讲,说世界上最保守的科学家也警告人们,又一个冰川世纪在不远的将来就要来临。“全球变冷,”他说,“给人类带来的社会、政治和适应性挑战是10 000年来最严峻的。您对我们关于全球变冷的预测的关注至关重要。它关系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整个物种的生存。”

1975年,《新科学家》杂志的编辑奈杰尔·考尔德(Nigel Calder)也曾经说过:“人们现在必须像重视核战争一样重视新冰川世纪的威胁,它们都可能导致人类的大规模死亡和不幸。”

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关于全球变冷和变暖,大家都是同样的有理有据,同样的狂热。

到了今天,当年曾经为全球变冷而发狂的科学家开始为全球变暖而变得歇斯底里。

2005年秋,英国航空公司宣布他们将为旅客们提供机会来帮助改善全球气候,具体做法是允许他们除票价之外额外付一点儿钱,用来弥补他们的旅行所引起的碳排放。结果发现,200位旅客中没有一位愿意参加这项活动。这似乎与关于气候变化的民意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并不相符。那么,这是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揭示的偏好”呢?也就是说,只有人们愿意为之掏腰包的想法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

几十年后,人们会如何理解这些关于环境的预言呢?2006年1月28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发言得到与会人员的喝彩,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来发展清洁能源,这样才能避免新的冰川世纪的来临。”

2006年2月4日,美国矿产管理能源报告中提到:“北极熊的死亡是全球变暖的有利证据。美国矿产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北极熊被淹死,这表明了全球性气候变暖对极地地区冰层的影响。”





大众的困惑


我们应该相信谁的说法呢?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样的说法呢?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进行分析呢?难道我们要一一阅读亚马逊网站上所列出的关于全球变暖、全球变冷和冰川世纪再次来临的图书吗?

关于气候变化有许多互相矛盾的看法和建议,人们有时真的很难分辨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我不可能停止现在的工作,花两年或者10年的时间专门研究环境或者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这样做。因此,我只能用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来进行分析。

由于一些权威人士对于全球变暖的确信态度,这一辩论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全球变暖似乎已经成了许多人的信仰,那些对此持异议的人们则成了异教徒,他们在很多公众场合都被剥夺了发言权。

在这个问题上,我强烈建议大家“关注比赛结果”。“全球变暖”,或者用更中性的词语“气候变化”的事实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所有科学家都承认,历史温度显示,全球气温在过去100年中上升了0.4—0.8摄氏度,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大气中的气体排放引起的。这就是“比赛结果”。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比如,当今气候的变化是否超过了历史上温度变化的范围。而且,科学家就全球气候是否会变暖还存在更大分歧。

全球变暖的怀疑者和支持者都认为,由于自然界的不稳定性,未来任何一年的平均气温都可能比现在要高,也可能比现在要低。支持者们坚持认为会比现在高,而怀疑者们认为不会出现明显的高或者低,温度变化都只是正常浮动而已。

支持者们说,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全球会继续变暖,他们把“多数人的意见”作为了科学依据,但它毕竟不是。

美国科学院在2002年曾经发布过一个名为《气候陡然变化——无法避免的惊奇》的报告,其中写道:“1 000年来,我们的世界经历了缓慢的气候变化,也经历了突然的气候变化。人们已经学会了通过各种方式来适应它,比如搬进室内、为庄稼进行灌溉、从不适合居住的地区搬走等,而且未来几十年中气候仍有可能继续变化。”

而在欧洲,人们对于全球变暖理论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欧洲媒体总是宣称,科学界对于全球变暖理论“一致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比赛结果”。

我也认为,人们必须保护环境,制定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也是必要的。不管对于环境的观点究竟谁对谁错,我都赞成要关心环境,因为这样做是有益的。我想向大家表明,我是支持保护自然的。但是,在不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夸大问题的做法会扭曲社会的优先权,使普通民众和领导阶层无法做出最佳决策。





谁的声音最响亮?


预言,大多数是人们根据经验和推理得出来的,而认为现在社会的基本参数将会持续不变的假设多少也是如此。但是,人们在推断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考虑人类的发明才能。

19世纪70年代,让人们陷入无尽担忧和恐惧的是一个有着四条腿和发达的消化系统的东西。随着英格兰的有钱人越来越多,马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而每一匹马都要排泄粪便。

仅在伦敦一个城市就有大约50 000匹马,而每匹马每天要排泄10—30磅的粪便和一升多的尿液。因此,每天都有一千多吨粪便被运出城外,而运输这些粪便的马匹也要排泄。于是,专家们武断地得出了骇人听闻的结论:一旦伦敦人口达到400万,整个城市就会被淹没在马粪中。

从理论上讲,专家的计算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汽车出现了。

环境保护主义者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得到大家的支持,总是会夸大问题。在1980年出版的《沉没的方舟》(The Sinking Ark)一书中,牛津大学的生态学家诺尔曼·迈尔斯(Norman Myers)预测每隔一天就会有一个物种灭绝。1999年,《西雅图时报》的保罗·范·德维尔德(Paul Van Develder)也曾写道:“20年后,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会发现人类的活动加速了物种的灭绝,每天都会有75个物种消失。”

若按这个速度,每年会有27 375个物种灭绝。很快,这一数据又上升到了40 000个。根据自己的常识和直觉判断一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数据不断在媒体中出现。它的唯一根据就是迈尔斯博士1979年在一篇文章中的大胆断言:1975—2000年,100万个物种可能会从地球上消失,这样算来就是平均每年40 000个。媒体从未对这一数字进行考证,便无休止地进行引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记录了濒危物种的名录。1992年,它曾公布,灭绝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数量是十分少的。假设总共有3 000万个物种,那么,每年灭绝的物种大约为2 300个,这一数据却鲜为人知。

与此同时,迈尔斯博士又重申了那个每年会有40 000个物种灭绝的预言,并警告说:“我们即将进入由人类引发的生物大屠杀时期。”他无视科学数据的鲁莽、不负责任的断言正是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典型例子,也是对自然持续发展能力的蔑视。

如果长时间得不到事实的支持,这些危言耸听的论断自然就会消失。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危险一直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鲨鱼的阴影下


这是她上岛的第二天。太阳正在从平静的大海中升起,鸟儿刚刚开始歌唱。海滩上的人还不多,她漫步在椰子树林中享受着清凉的海风。死神就在此时悄无声息地降临了。椰子树上突然轻轻发出断裂的声音,她还没有意识到,一个椰子“啪”地落在她的头上,砸碎了她的脑袋。

这会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的大事件吗?椰子杀手再度杀人?褐色魔鬼夺去游客性命?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是不会报道的,因为椰子杀手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它们没有令人恐惧的牙齿,不会从水下突然冒出来袭击沙滩上的人们。它们的出现只是由于成熟、重力和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尽管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但因为落下的椰子而受重伤甚至死亡的人的确要比遭受鲨鱼袭击而伤亡的人要多。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鲨鱼伤人事件都会被媒体所报道,因为“鲨鱼!鲨鱼!”这样的标题本身就能够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

佛罗里达大学国际鲨鱼档案馆馆长、著名鲨鱼研究专家乔治·伯吉斯(George Burgess)曾说过:“落下的椰子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导致150人死亡,是由于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的15倍。”事实上,后来伯吉斯统计的数据表明,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由于鲨鱼袭击而导致的命案一共仅有14起。

鲨鱼袭击能够成为新闻,而落下的毛茸茸的褐色坚果却不能。即使被忽视的、可怕的椰子终于到了聚光灯下,那也是因为一个处于阴影下的奖项:搞笑诺贝尔奖。





搞笑诺贝尔奖


《落下的椰子对人体造成的伤害》(Injuries Due to Falling Coconuts)是刊登在美国《创伤杂志》(Journal of Trauma)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彼得·巴斯(Peter Barss)博士在文中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发生的9起椰子伤人事件。巴斯博士指出,那一地区的椰子树平均高度为75英尺,而一个椰子的重量为4磅甚至更多,也就是说,椰子落下的速度大概为每小时50英里[1],产生的力量大概为2 000磅。因此,这种强大的冲击力曾造成几位受害者头骨碎裂。

这篇文章最终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这个奖项是由《不可思议研究年报》(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的编辑们评选出来向那些“不能或者不应该被重视”的研究致敬的。巴斯博士的文章虽然发表于1984年,获得这一奖项却是在2001年。很明显,学术界发掘新闻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我想,也许只有等到第一部“椰子杀手”电影诞生时,人们才会从鲨鱼的阴影下走出来,开始重视落下的椰子。





危言耸听的竞技场


坏消息总能迅速膨胀。事实上,特别是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坏消息总会被扭曲,社会事件尤其如此,而体育比赛的结果则不会。在遭遇灾难时,早期的过高或者过低估计都是不合适的。2004年亚洲海啸的后果的确是灾难性的,最终死亡人数超过了200 000。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估计而不是事实来得出数据的。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最初人们估计死亡人数为10 000人,有些报道甚至认为最终会有100 000人死亡。现在我们知道,最终的死亡人数为1 000人,而这已经够可怕了。

1986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乌克兰的核反应堆爆炸时,有些人警告说整个欧洲的动物群都会大批死亡。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们都接种了疫苗,以免受到辐射疾病的影响。一些专家预测,未来几十年内还将会有800 000人因此而患癌症。而联合国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最新研究表明,因切尔诺贝利辐射死亡的人数为56人,其中有47人都是由于爆炸或者之后的大火而丧生的电厂工作人员。大约4 000名儿童的确患上了甲状腺癌,但大部分都被治愈,只有9人死亡。

按照自己想要的结论来扭曲事实似乎是人类的本性。

“比赛结果”是无法更改的

如果一场橄榄球比赛以27∶17结束,那么这就是比赛结果,它不会因为胜利方或者失败方的借口、赞扬或者解释而更改。同样,在商业领域,公司的业绩也不会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如簧巧舌而更改。塑造地缘政治学和文化活动的并不是它们的语言,而是行为。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本书第二部分第十四章将会讨论中国政界的“比赛结果”,第十三章讨论欧洲的情况。聚焦你所发现的“比赛结果”,把它们想象成棒球或篮球比赛中记分牌上的比分。它们的简单与可靠,就是衡量信息准确性和相关性的标准。而复杂通常是用来伪装的工具,只有简单才能透明。所有这些都有助我们了解现实,而了解现实则是了解未来的第一步。



[1]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第四章

思维模式4

勇于追求,错又何妨


一位谦虚的反叛分子


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攻读物理学学位时,他的毕业论文被导师否定。“你很聪明,”导师告诉他说,“但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这似乎是对那些盲从权威的人们所给予的非常恰当的评价。

20世纪初,这样的态度可不吃香。尽管这位年轻人发出了一大堆求职信,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职位,而这样求职失意的毕业生在他们班只有4个。尽管如此,他的自信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仍旧坚信:“傲慢万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守护神。”在沙夫豪森的一所学校任教了一段时间后,他最终被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这个年轻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从1902年起,他每周都要在专利局的办公桌前工作48小时,他相信自己生来就是要创造辉煌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利用晚上加班。1905年,爱因斯坦给自己在沙夫豪森结识的好友、数学家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哈比希特:

我们之间的沉默如此庄严肃穆,而我却要用一些不合逻辑的妄语来打破它,我简直感觉自己犯了亵渎罪。你这个臭家伙,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你为什么还没有把你的论文发给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会十分高兴、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你的论文的一个半人中的一个吗,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作为回报,我会把我的4篇论文发给你。

第一篇是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革命性的观点,当然前提是你先把论文发过来;第二篇是关于原子的真正体积;第三篇证明了液体分子与悬浮微粒之间无规则碰撞的涨落是引起布朗运动的真正原因;第四篇还只是一个草稿,是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其中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做了一些修正。



那些被当时26岁的爱因斯坦谦虚地称为“不合逻辑的妄语”,正是人类所做出的最惊世骇俗的论断之一。它把物理学从19世纪迅速推进到20世纪,并使爱因斯坦一举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之一。但个人的力量是如何撼动物理学的基础的呢?成就他的当然不仅仅是自己的年少轻狂和心高气傲。在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的1905年,他不仅提出了相对论,而且还提出了量子力学理论。正是这两篇论文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奠基石。

爱因斯坦似乎还觉得这些成果不够,在年底又提出了超越它们的理论。在致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令人着迷且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在想,上帝会不会开怀大笑,因为他正在开玩笑似的误导我。”

于是,E=mc2诞生了。

爱因斯坦为我们揭示了隐藏的时间和空间世界。在他的一本传记中,作者阿尔布雷希特·福斯林(Albrecht Fössling)评论说,“没有去和权威科学家们进行探讨,纠缠不休,而是在独立的情况下任自己的思绪飞扬”正是爱因斯坦的优势。爱因斯坦能够进行自由想象和创造。如果没有了这种自由思维,他就不可能得出这些成果。他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自我。

许多人都试图破解这位伯尔尼专利技术员的天才之谜。哈佛大学的智力专家哈沃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发现如此多的自然之谜,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失去孩子般的天真,加德纳还称他为“永远的孩子”。爱因斯坦最关心的不是人们是否会反驳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探寻科学的路上不让自己遗漏任何一个事实。1911年9月22日,在给威廉·朱利叶斯(William Julius)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尊敬的同事:

如果这些(关于太阳光谱的)文字是成立的,那么我想我的理论就会被驳倒。如果你能够坦率地告知你对此事的看法,我会非常高兴。毕竟,我非常清楚我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我所选择的道路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进行验证。



1912年10月27日,爱因斯坦给自己的另外一位朋友,天体物理学家埃尔温·弗罗因德利希(Erwin Freundlich)的信中写道:

在经过艰苦的钻研之后,我的理论研究正在快速前进,很快我就可以得出引力动力学的公式。这一工作的好处在于人们可以清除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修补的”。相反,这一理论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二者必居其一。



为维护一个不成熟理论的正确性而努力,会为这个理论吸引很多倡导者。但是挺身而出,推翻已有的关于时间与空间、能量与物质的理论,这样的举动不一定能成功。爱因斯坦以自己全部的情感、恐惧和希望寻找普遍的永恒规律,他所追求的是正确的理论,而不计较自己是否正确。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达到爱因斯坦的境界,即使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并没有那么远大,但不求完美的意义同样重要。追求真理,而不是谁对谁错,这一原则适用于各个领域:个人生活、商业和政治活动。

当在书中预测未来时,我不能考虑过多,担心自己的结论是否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被证实是错误的。因为我必须要做出判断,而且我会尽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只有卸下思想包袱,告诉自己不必追求完美,我才可以自由想象,才可以做出合理判断。尽管如此,我所做的一些预言在当时看来仍然是十分荒诞的。





预测的胆量


在《大趋势》一书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结论之一,就是发达的全国电视网络,比如美国全球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澳大利亚ABC电视台的业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下滑,因为他们的观众会被当时刚刚出现的、还比较原始的有线电视抢走。1982年,任何认为这些娱乐巨头会走下坡路的想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十分可笑的。我记得自己曾经在美国广告协会的绿蔷薇年会(真是虎口拔牙)上就此问题发表过演讲。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广告专栏就报道了我的演讲,并评论说,“只有疯子才会相信他的话”。也许将来我的预言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我看来,美国的综合性媒体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前最具影响力、发行量一度达到1 000万册的综合性杂志《生活》《展望》(Look)和《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已经停刊并被数百种的专门性杂志所取代。在我看来,美国全球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ABC电视台迟早也会步它们的后尘,它们的观众也会被日益完善且有着多种选择的有线电视所拉拢。现在,这三家所谓的“电视网络巨头”的市场占有率总共也只有11%左右。





逆向思维


其他所有人都是错的,这可能吗?



过去,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医学理论就是,胃溃疡是由压力、抽烟和喝酒所引起的。人们认为,压力会使得身体产生过多的胃酸,而过多的胃酸又会腐蚀胃黏膜。治疗这一疾病的标准方法就是进行手术。

而两位澳大利亚内科医生罗宾·沃伦(Robin Warren)和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却提出,胃溃疡是由一种当时还不知名的细菌所导致的。这一研究成果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一样,他们坚持认为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都走错了方向。

1983年,马歇尔医生成功地用抗生素治愈了患者的胃溃疡。同年年末在比利时举行的医疗研讨会上,马歇尔医生被问及是否认为细菌引发了某些胃溃疡,而他却回答说自己相信所有的胃溃疡都是由细菌所导致的。难道所有的专家都错了吗?这可能吗?

“打破教条是很困难的。”马歇尔医生后来说道。在那次以及其他许多次研讨会上,他都是在一片嘘声中下台的。“他们就打算让我闭嘴,然后把我赶出肠胃病学领域,驱逐到偏僻的地区做普通医生。”这位来自珀斯市的年轻医生说道。全球的医学界都在坚决反对存在胃溃疡细菌的荒诞理论。

2005年10月,沃伦和马歇尔医生因为发现“胃溃疡细菌”而被授予了诺贝尔医学奖。经过10多年的时间,医学界才放弃使用抗酸剂的疗法,转而使用抗生素。真的难以想象,医学界这种固执己见、拒不承认错误的做法带来了多少经济上的损失,又给病人增加了多少痛苦。

追求完美会束缚你的思维

人们总是习惯追求完美。父母是对的,老师是对的,老板也是对的。重要的似乎不是事实真相,而是权威的声音。夫妻间也总是为谁对谁错而争论不休。

政党的一贯做法也是不允许自己犯错误。一个政党什么时候赞同过其他政党的意见呢?想象一下,如果双方能够把用来争吵的精力都放在解决问题上,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更糟糕的是,追求完美还成为学习和理解的障碍。它阻碍我们继续进步,因为进步就意味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追求完美,那么你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小圈子中。一旦你开始允许自己犯错误,你就会感觉自己像是遨游在广阔的天地间,视线豁然开朗。





第五章

思维模式5

把未来看作一幅拼图


顺序是发现规律的大敌


当我还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时,当时的研发主管尤金·富比尼(Eugene Fubini)在一次研讨会开始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4、14、23、34、42序列的下一个数字应该是什么?结果没有一个人的回答是正确的。答案是50,这一序列就是纽约地铁沿着第八大道停靠的站台的名称,第50街是第42街的下一站,它们前面分别是第34街、第23街、第14街和第4街。富比尼总是喜欢用序列来吸引听众。序列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sequo”,意思是“跟随”,它描述的是相似事物之间的连贯性,比如音乐在不同音调中重复的主题、电影中场景的顺序、数学中可以按照某个公式得出的数字顺序。想要弄清楚这些序列,我们就必须从看似无关,时而违背常识的事物中寻找规律。





摘取成熟的果实


有通过先把拼图摆成一条直线而完成拼图的吗?



在我上学时,历史老师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和国家顺序来讲解历史的。在课程结束时,我和同学们都可以背诵大事件及对应的日期,而对于这些事件、日期和国家的联系以及它们对彼此的影响,我们却毫无头绪。我们所学的历史都是人们以回顾的方式所编写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们总是按照时间顺序一步步地描述历史。但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并非如此简单,它们充斥着迂回、反复、徘徊与前进。在一个被称为“充满联系”的世界中,“想要明白一起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谋杀案,首先你必须要了解克什米尔的历史”。数字序列是可以推断的,但未来是不可以推断的,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推测未来是很容易扭曲事实的。发现规律比计算的直觉性更强。

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会打破人们以往的想法,这就是变化的特性。新的发现都是从已有的事物中发展起来的。比如,成熟的苹果一直都从树上落下,但只有牛顿看到“深层次的含义”;地球一直都在围着太阳转,但只有哥白尼和伽利略发现了这一规律和相关证据。

天才们的发现总是建立在常人都能发现的事物之上的,而常人却无法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比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发现大师,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以“神圣的热忱”来学习理论物理学,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很快爱因斯坦就搜集到了许多前人的理论,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宇宙这种宏观角度到亚原子等微小颗粒。他还通过阅读最新的科学报告来更新自己的这些知识。他以此为基础,对前辈们的成果提出疑问,并且指出物理学结构中的逻辑矛盾。但是,究竟是什么使爱因斯坦的成就一举超越了前人呢?

事实上,在爱因斯坦的著名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中所使用的公式几乎没有一个是全新的,大部分都为专家们所熟知。柏林历史学家、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于尔根·雷恩(Jürgen Renn)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许多人都说爱因斯坦是在空白的基础上创立相对论的。事实上,他所做的只是摘下了树上成熟的果实。”而这并不能够贬低爱因斯坦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功劳。雷恩还说道:“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够摘下这些果实呢?如果爱因斯坦最大的才能就是摘果实,那么他选择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在物理学这棵大树上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有这么多成熟的果实挂在树上。但是这些果实是藏在树叶中的,只有非常敏锐的眼睛才能发现它们。”

的确,许多人都可以发现大部分不同领域的“成熟果实”。只有发现它们之间的规律,许多单个的“果实”才能串联成有意义的成果。





未来就是一幅拼图


未来就是一系列的可能、趋势、事件、迂回曲折、进步和惊奇。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事物都会各就各位,形成一幅关于世界的完整新画面。想要预测未来,我们必须要先预测这些单个画面的发展趋势,而且我们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了解得越透彻,我们所预测的完整画面就越精确。

有时,我会在卡片上写下独立的事件、现象、潮流和奇闻,然后洗牌,把它们打散,再洗牌。每次我都会注意这些新的、随意的排列是否给自己带来新的想法、新的规律。这些想法和规律是其他方法所没有发现的,它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事实。

把这些片段按照直线排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必须要发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当然,我们并不能盲目地开始。总有一些常量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基础,然后要根据主题对这些片段进行分类,找出哪些部分是与其他部分匹配的。这可能需要很多次的实验,但在拼图的过程中,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在线性排列时,其相关性就会显露出来。爱因斯坦的理论也许很深奥,但简单来说,他就是选择、搜集了成熟的果实,并把它们放到了适合的位置。也许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爱因斯坦那么高深,但不管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层次如何,本书提到的11种思维模式都会帮助我们整理、判断这些片段,并把它们合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大趋势》一书出版后,我所听到的最多的评论就是:“书中提到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我知道的,而你却把这些零碎的片段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我认为,用“摘下成熟的果实”来描述我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问题就是摘什么和摘下后把它们安置在哪里。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两个问题。

当我创办自己的公司时,我需要解决的难题就是理清美国当时的形势。从本书的序言部分你可以了解到,我选择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我知道“自下而上”是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因此我可以从各种地方报纸中找到关于整个国家的拼图片段。

潮流和思想都开始于地方性城市和社区的(比如坦帕、丹佛和西雅图),而不是如纽约或华盛顿这样的大城市。通过观测这些地方性非常强的信息,我发现一个新的社会模式正在慢慢成形。每一条信息、每一个片段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我读到医院中高科技的心脏移植手术和大脑扫描技术,并通过其他报道发现这些医院中按摩和祈祷的情况也不断增加时,我就知道它们吻合并且完善了我关于“高科技/高情感”[1]的公式。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了高科技的引进与我们情感之间的联系。这些片段逐渐组合成为一幅完整的图画,为我们描述人们如何学习在科技带来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认真搭配,直到把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如果我们想预测未来,那么我们总会先遇到一些需要完成的拼图。本书中提到的11种思维模式将会指导你摘下正确的果实,并形成一幅你自己感兴趣的关于未来的完整画面。寻找比赛的结果,而且在拼图的时候不要害怕犯错误。不断检验某个片段与其他部分的契合程度,慢慢它们就可以形成新的画面。

本书第二部分关于未来5个方面的预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做出的。比如,第十五章为大家介绍了帮助我得出“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的8个片段;第十二章集中研究了关于世界经济的片段如何演变为新的衡量经济信息和成就的方式;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讲述了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复兴;最后,在第十六章“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中,我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关于革命性改变的特性、次序以及随后的动荡期的整体画面。

在预测未来时,这种拼图游戏的做法不仅适用于宏观方面,而且适用于任何你感兴趣的微观领域。这幅图画是大是小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1] 高情感是一种形象说法,要求人们通过充分交流和互相关照来增加真情实感。奈斯比特想用高科技/高情感表达一种独特的观点,即高技术要与人性结合起来,平衡发展。——译者注





第六章

思维模式6

不要走得太快,免得让人不知道你在哪里


复兴之星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完善的历史。在人类发展的几千年历史中,尽管出现过波折,但总体来说,人的寿命、生活条件和自由选择的机会都得到了改善。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我们的领路人呢?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像爱因斯坦一样,离经叛道,致力于追求高于常人的目标。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人们的嫉妒与憎恨,当已有的理论或知识体系被他们的发现与突破所挑战时,人们的嫉妒与憎恨都是在所难免的。日语中就有一句非常形象的谚语——“凸出来的钉子总是要被敲打”。

许多推动社会启蒙与发展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哲学家也经常遭受打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迫屈服于权威的压力。因为他们总是远远超越自己的时代,因此妨碍了权威的利益,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最能抑制他们的就是宗教教条,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也不例外。

14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时期开始了,后来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当时,人们勇敢地站了起来,打破了中世纪的桎梏,开创了现代社会。他们满怀着对知识、行动的渴望和极大的好奇心,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前进路上的荆棘

天空在赞美上帝永恒的光辉,

它们在呼喊他的名字,

世界在赞美他,海洋也在向他致敬,

听啊,这神圣的语言,

是谁在支撑着这天空和数不清的星星?

是谁在指引着灿烂的太阳?



这是一首贝多芬在19世纪为之谱曲的赞美诗。在文艺复兴初期,天主教会占统治地位,神职人员掌管着科学和教育,马丁·路德还没有挑战上帝掌管天空的理论。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这一学说。大约公元前250年,尼拉多塞(Eratosthenes,又译为埃拉托斯特尼)已经计算出地球是一个周长大约为25 000英里的球体,但当时的教条仍然认为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教会仍然严格坚持克劳迪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公元2世纪提出的地心说。

终于有人站起来提出异议了。1473年生于波兰的哥白尼反对权威的地心说,并用精确的计算证明了太阳系中日心说的最初理论。

由于担心自己的理论会引起教会的迫害,哥白尼推迟了文章的发表。1543年,在他即将辞世之前,他才允许自己的学生雷蒂库斯(Rheticus)出版了自己的原始手稿《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但是,出版商未经授权,在该论文前加上了一篇序言,歪曲了哥白尼的著作,说论文中的内容只不过是一种简化计算的方式。

20年后的1564年,伽利略出生了。这位生于意大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多才多艺,还擅长演奏鲁特琴和绘画。他最终成为天文学史中的关键人物,为人们正确理解动力学和重力学奠定了基础。他还研究了内聚力(使身体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分子引力)。伽利略不仅在科学认知方面独领风骚,还发明了钟摆的概念。早在1582年他就研究过钟摆的运动,甚至还在辞世前画出了一张钟摆的草图,虽然并没有把它付诸现实。关于钟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十六章《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中还会详细讨论。

伽利略这位通才会对天体的秘密感兴趣,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1609年荷兰人发明望远镜之后,伽利略是首批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的人之一。他还制造了一架可以放大20倍的折射望远镜,虽然还比不上现在业余望远镜的水平,但在当时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通过发现金星和月亮一样有盈有亏,他提出了可以检验地心说和日心说的第一个实证性证据。结果发现,托勒密的地心说不仅更为复杂,而且是不正确的。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撼动了神学和哲学世界观。

伽利略把天体理论的主要部分都写入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文中。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一次客观辩论。不幸的是,伽利略把教皇的观点通过书中一个人物之口表达了出来,并对其进行了嘲讽,结果他没能逃脱教会的迫害。天主教会花了73年才禁止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但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和随后迫使他收回自己言论的行动在5个月内就完成了。他也因此一直被软禁在自己佛罗伦萨郊外的别墅中,直至去世。对他来说,路上的荆棘影响了自己的整个进程。

“在科学领域,”伽利略曾经说,“众多人认可的权威未必比得上一个人的粗陋推理。”教会可以软禁伽利略,但始终无法阻止科学的前进。





飞跃的时机


大约200年后,一位英国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不仅动摇了自然科学和宗教教条的根基,而且还挑战了上帝的权威。当时,天主教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科学和教育的控制权。1436年,约翰·古登堡已经开始研制印刷机,并于1440年完成,使得书籍等文字作品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

于是,能够了解《圣经》及其教义的人数急剧增长,科学著作也是如此。1520年,教会进行改革;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宣布脱离天主教会,并成立英国国教会,进一步削弱了天主教会的势力。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同样撼动了法国的宗教体系。发生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面貌和社会面貌,带领人们进入了现代社会。

按照父亲的希望,年轻的达尔文首先学习医学,但他很快就开始厌恶解剖学和手术的血腥,却对自然史产生了兴趣。父亲认为他不务正业,很为他担心,于是把他送进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希望他以后能够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职业选择。当时的英国国教会人员收入颇丰,这也许就是英格兰的大部分自然科学研究者都是牧师的原因。他们的教会使命与探索世界的目标是融为一体的。

1831年,达尔文完成了神学课程,但他并不急于接受神职。相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来参与“贝格尔”号航行考察,取得了第一手的地质研究资料。作为地质学家的他声名鹊起,《“贝格尔”号航行日记》(The Voyage of the Beagle)更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名望。

对生物的观察帮助达尔文了解了物种的变化,并于1838年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尽管他对自己的进化论确信不疑,但由于担心这一理论会给自己戴上反社会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帽子,从而给自己惹上大麻烦,因此他推迟了自己论文的发表。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达尔文重新对植物进行了广泛的实验,并且经常咨询畜牧学家。他急切地想继续自己的实验并找到所需要的全部证据,以便在论文发表之后能够有力地驳斥别人的质疑与反对。

达尔文充分意识到,发表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只与亲近的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理论,并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论文。他希望时间可以慢慢改变人们的想法。但1858年6月,他听说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也提出了类似理论,才不得不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在推迟20年之后,《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终于在1859年11月22日出版了,并且很快就卖出了1 250本。经过大家的普遍认同,科学界把进化论作为解释生物多样性的权威理论。作为整个国家对达尔文卓越贡献的认同,他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在牛顿的墓地旁边。





科学与宗教之争


在达尔文时期,社会与科学的进步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教会的作用,并使得曾经一度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等,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思考。

在很长时间里,执掌前进方向的基督教会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指挥棒,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没有结束。在本书第二部分第十六章“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中,我将会讲述它们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人们开始质疑上帝作为造物主的说法,并认为人类是自身物种的主宰者。

现在,人们的一些推测大大超前。人们预测人类疾病将会消失,死亡也会推迟,但必要的教育和讨论没有跟上。基因工程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的冲突,也就是谁有权利引领人类发展道路的问题,将会在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应对日常挑战的斗争也没有停止,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领导者为我们指路。





导游模式


有很长一段时间,做演讲的时候我都是急匆匆地赶到目的地,演讲结束后又急匆匆地飞走。后来,我的妻子多丽丝也开始陪我演讲。她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成为我的私人编辑,为我打开了一扇五彩的窗户。现在去各地演讲时,我们要么早点儿到,要么晚点儿走,总之给自己多留出几天时间来对当地进行考察。在我写本章内容时,我不禁想起了各地的导游,他们带领着队伍前进,同时还通过一项既简单又有效的方式与队伍保持联系:挥舞着旗帜来引领队员前进。

导游和其他领导者的相似点在于他们都必须要处于队伍的视野范围之内。通常,领导者的才干和能力总会鹤立鸡群,远见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要处理好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日常问题不仅要依靠基本的领导技巧,还得要求他们不能超出下属的思维领域之外。维也纳爱乐乐团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演出开始之前,有人问首席小提琴手:

“指挥先生今晚要指挥的是什么乐曲?”

“我不知道他指挥的是什么,”首席小提琴手回答说,“但我知道我们演奏的是什么。”

即使是天才领导者,也需要下属的配合才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如果我们把下属落下过远,只顾自己朝前跑,那么我们做的就是无用功。政界的情况稍微有所不同,参加竞选的大部分政治家都会被批评为目光短浅。但其中也有例外,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政治生涯就比较长。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十三章还有关于科尔的详细介绍。





设立一个机动目标


当预测未来时,要做到处于整个队伍的视野范围之内可不容易。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说《大趋势》和《2000年大趋势》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我把人们似乎知道,而又不确定的事物合成了一幅新世界的画面。

阿尔·史密斯(Al Smith)曾连续4次当选纽约州州长,1928年还竞选过美国总统。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曾经偶然听到过他的金玉良言:“在队伍中不要太超前,因为人们会忽略了你还在其中。”我对此受益匪浅。他是一个心思极为敏锐的人。一次在他竞选州长的时候,一个反对者在后面大声喊道:“告诉他们,你都知道些什么,阿尔。就一分钟的时间!”史密斯立即回击道:“我会告诉大家你和我都知道的事情,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阿尔·史密斯是第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天主教徒,尽管后来他输给了赫伯特·胡佛。约翰·肯尼迪是第二个竞选总统的天主教徒,也是第一个在总统竞选中胜出的天主教徒。约翰·克里则是第三个参加总统选举的天主教徒。在他参加竞选的时候,天主教徒身份已经不再是一个障碍,而史密斯和肯尼迪当时在参选时却因此而遭遇巨大困难,我认为这表明了美国社会的进步。

阿尔·史密斯关于游行队伍的比喻一直刻在我心里,它是我所听到的关于领导力的最有价值的建议之一。它帮助我避免过度地陷入未知世界中,否则我就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盲目地猜测了。我们对自己邻居的关心要远远多于对另外一条街的人的关心,对于未来我们也是如此。人们想知道的是与现在生活相关的、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人们的猜测和解释有时又过于直接。20世纪60年代末,人类成功登上月球后不久,许多评论家就已经开始想象在月球上建立第一个房产项目和火星探险旅行。其他的预测还有电视将成为新的主要教育手段,直升机会取代汽车成为通勤工具,药丸会取代食物,机器人会料理我们的家务,汽车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但是,这些线性推断就像慢慢上升到空中的气球一样,很快就会失去空气甚至生命力。

发送者和接收者必须处于同一频率之内

我们真的很难说领导者究竟应该领先队伍多远的距离,而且这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定。在政界,你既需要超越群众来展示自己的洞察力和对群众的情感,也需要稍微超越时代来体现自己的远见。公司领导只能稍微超前于自己的队伍,因为他们要与下属好好沟通,才能料理自己的生意。不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们似乎都被期望要超越自己的下属。不管怎样,市场才是决定性因素:对于政治家们来说,选民就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商业领域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来说,顾客就是决定性因素;对于那些有志于揭示未来的人们来说,大部分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队伍中太过超前。稍稍收一下你们的缰绳吧!





第七章

思维模式7

要变革,先让人们看到收益


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亡!

标准、官僚就是死亡!



“欧盟宪法是完美的,虽然可能比美国宪法要略逊一筹。”2005年4月20日,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之父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如是说。

2005年5月29日,法国人首先对欧盟宪法说“不”。法国人和随后提出反对的荷兰人都没有发现这部由政治精英们撰写的宪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800页的规章和原来的一些条约协议让普通人难以理解。而“略胜一筹”的美国宪法只有12页,只规定了总的原则,十分通俗易懂。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的否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其他许多国家都因此推迟了全民公决。虽然这对于宪法的支持者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对欧盟25个成员国的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对它进行修改,使之成为一部可以为全体成员国服务的宪法。

自此之后,欧盟宪法一直进展缓慢。许多人都在讨论批准它的必要性,而认为应该对它进行修改的声音却相对微弱。除非对它进行修改,并使之显现出为各国人民带来的利益(当然,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好处,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否则大家对它的抵制不会消除。欧盟正面临着应对人民正当要求的挑战,如制定一部合理的宪法,使大家理解一些必要的经济措施,如减少昂贵的福利项目等。这对欧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40多年前,当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我将会居住在欧洲,我是不会相信的。那时,我正在去往亚洲的路上,打算在泰国住一年。那是1967年,我还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工作,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只有首先使人们了解改革能够带来的利益,改革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当时我要在泰国开展一个项目,帮助东北部地区加快农业发展。我们极力说服农民种植1/3的水稻,并在水稻中间种植其他庄稼。但是,他们抵制这一做法。我们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抵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知道基础设施是无法满足多余的粮食生产的。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立刻十分开心地接受了新的种植方式,并且享受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

自此之后,每年我都会去几次亚洲。我发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只要确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会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适应任何变化。我经常被他们的这种活力深深打动。此前,许多中国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海外华人也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现在当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商机后,他们又回来了。海外华人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与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商业方面的活力,而中国国内数亿的农村人口也在努力脱贫致富。在上海,我们认识了其中的两个:李凤和李闯(音译)夫妇。

他们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长大。李闯的父亲是一位菜农,李闯从小就和父亲在这块祖祖辈辈耕作的农田里辛苦劳作。后来他娶了李凤,然后似乎也要重复老一辈的生活。即使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也听说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因此,李闯开始考虑,如果自己收入能够好一点,就可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地赡养自己的父母,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这个前景似乎相当诱人,值得他为之努力。

我和多丽丝是在几年前一次访问上海的时候认识李闯的。

我们在上海时都是住在波特曼丽嘉酒店,因为那个酒店可以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且它还紧邻上海的老城区,让人感觉新老中国就在咫尺之间。那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其中有些套房一天的价格要比大多数上海人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它的周围就有一些老房子,人们把衣服晾在窗外的晾衣竿上,或者干脆就在树上或者路灯杆子上扯根绳子晾在上面。(当然,每次我们去上海,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已经被拥有现代设施的现代建筑所取代。)

从酒店出来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面有一个小柜台,李闯夫妇就在那儿卖水果、小吃和饮料。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帐篷的东西,我们猜测可能是储藏室。多丽丝特别想知道这对夫妇怎样看待自己的小柜台和50米之外的菲拉格慕、路易·威登等国际品牌之间的巨大落差。她向交往多年,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酒店公关部总监温雪薇询问这对夫妻的情况,于是雪薇向我们讲述了李闯的故事。

李闯夫妇是冒着失败的危险离开原来的农村生活的。他们只是想,既然在上海有许多建筑工地,那么卖些小吃和饮料应该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他们在酒店旁边设立了那个小柜台,因为周围的建筑工地是24小时不停工的,他们的主要顾客就是建筑工人,因此他们也是24小时营业的。那个被我们认为是储藏室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家,夫妻两个在里面轮流休息。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我们知道不能够以己度人。雪薇安慰我们说,李闯夫妇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满意的,稳定的建筑工人客源使得他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养活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人的生活还是不错的。雪薇还补充说,2005年年底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李闯为什么他的妻子露面的次数比原来少多了。李闯告诉她说,妻子在这条街上又开了一个小卖部。2006年7月我们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还在他那里买了一些桃子,而且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再住在那个简陋的帐篷里了。

在中国,从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的强烈愿望使得人们乐意四处迁移,这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欧洲人的心态与中国人是相反的,他们必须先看到利益才愿意为之努力。他们不会随着工作而迁移,许多欧洲人都是在等待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仍旧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栋房子应该是一辈子不变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其中的讨论让我深感不安。节目中,一些维也纳年轻人说,他们宁愿失业,领取政府的救济,也不会选择离家100英里之外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维也纳年轻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奥地利人,更不能代表所有的欧洲人。欧洲人的确喜欢坚持传统,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墨守成规,一切都会一成不变。不变的是我们都要维持生计,不管是做老板还是为别人打工,而且那些最早接受必要的改革的人会获利最多。体育仍然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在“思维模式1:很多事情变了,但大多数事情没有变”中用到的篮球投篮的例子吧。篮球的规则并没有改变,但在单手投篮的优势面前,很少有人再顽固地反对汉克·路易塞提的新投篮方式了,毕竟以单手投篮的方式赢得比赛还是以双手投篮的方式输掉比赛,这两种结果哪个更诱人是不言而喻的。纳特·霍尔曼歇斯底里的声明“如果我的队员也这样打篮球,那我宁愿辞职”,最终也成为人们的笑谈。

福斯布里式跳高刚刚发明后情况也是如此,他的教练开始的时候也试图让他回到传统的跨越式方式。迪克·福斯布里的跳高方式挑战了传统思维,但它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彻底改变了跳高技术。在体育界,成绩很快就能够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商业领域,变革所需要的时间有时可能稍微长一些,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市场,就像体育运动一样。

当然,有些人对于变革的抵制也可能是由于固执或者无知,但希望在生活中进步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因为无法承担变革的代价而抵制它。相反,当察觉到潜在的利益时,人们通常都会热烈欢迎变革的。

只有脚下的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你才会弯腰

在心中思考一下下面两个问题:什么会给你带来回报?什么会使你受到惩罚?比赛结果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变革会带来回报,什么时候鼓吹变革只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因此,对变革的抵制可能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是固执的表现。

让公众明白变革的好处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人们的责任。领导者如果想要成功实现变革,就必须要让下属明白变革的好处。普通民众并不是变革的倡导者,除非他们真的相信变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如果他们抵制变革,抵制你所认为的应该受他们欢迎的变革,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把变革的利益显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他们的抵制而感到悲哀,你应该首先寻找他们之所以会抵制的原因。请注意,在我前面讲述的体育运动的故事中,抵制变革的并不是运动员——运动本身的参与者,而是教练。





第八章

思维模式8

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一场马拉松长跑


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玩具。公元前4世纪中国儿童的一个玩具可以被称为直升机的祖先,它是用圆木棍做成转轴,顶端放上十字交叉的羽毛。孩子们把它放在手掌中旋转,就会产生足够的力量,使它在空中飞翔一段距离。

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也曾设计过几种飞机,其中就包括第一架直升机。虽然这些模型都没能飞向天空,但这种创造性和机械工程思维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和当时人们的想象。

大约450年后,德国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为了纪念自己的同胞——一位发明家兼飞机工程师,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乌尔姆的裁缝

“主教,我可以飞上天空,”

裁缝对主教说,

“看看我是怎么做到的!”

他升了起来,还带着两个怪异的东西,

像是一对粗糙的翅膀,

飞向教堂的上空。





主教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下。

“这是纯粹的谎言,

人类不是小鸟,

永远不可能飞翔。”

主教说。





“裁缝死了。”

人们告诉主教。

“死在风雨中。

风雨打碎了他的翅膀。

他摔死在

教堂硬实的院子中。”





“丧钟将会响起,

这是纯粹的谎言,

人类不是小鸟,

永远不可能飞翔。”

主教说。



布莱希特的这首《乌尔姆的裁缝》是献给发明界的一名悲剧人物——阿尔布莱希特·路德维格·贝尔布林格(Albrecht Ludwig Berblinger)。在13岁的时候,贝尔布林格就失去了双亲,不得不做了一名裁缝,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机械学。于是,他利用闲暇时光进行一些发明,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带有关节的义肢。

他最伟大的发明就是一架滑翔机。虽然要不时地面对人们的冷嘲热讽,但他还是在1811年建造完成了第一架能够飞行的滑翔机(1986年,人们利用一个飞机模型证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本以为会永载史册的第一次公开演示却极为糟糕。那一天,甚至连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们也来到了现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飞行被迫推迟。第二天,尽管国王没有前来,但王子们和王室成员们仍旧前来观看。不幸的是,第二次试飞又失败了。由于顺风的气流和错误的试飞时间,滑翔机在众人的一片嘘声和大笑中栽进了旁边的多瑙河。贝尔布林格的职业生涯和社交生活也就此结束了。

另外一位曾经完成过1 000多次滑翔机飞行的德国飞行界先驱奥托·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这样总结了自己的观点:“发明一架飞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建造一架就是不小的成就了,但把它送上天空才是最了不起的事情。”1896年,李林塔尔因为滑翔机失事而受伤严重,两天后与世长辞。

莱特兄弟的最大成就是于1903年12月17日试飞的一架装有发动机的飞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实验与失败之后,飞机制造的现代史终于被掀开了,而且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不断地完善飞行技术。

飞行技术在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发展。比如,机身设计师和空气动力学工程师都知道,现今商业飞机的外形仍然不太理想,它们跨度很宽,而且机翼都是固定的。由于负荷很重,因此在起飞与着陆时需要相当大的提升力。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中,它们还会产生很大的拉力,从而降低燃油的能效。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副翼只能部分改善状况。尽管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新的适应性机翼的概念,但商业飞机的机翼还是变得越来越宽。

期待的事情总比我们预期的来得要慢,即使对于未来学大师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克拉克最著名的成就莫过于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拍摄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以及他对于卫星将用于通信的预言。他在2000年发布的关于21世纪的时间表中,曾预测第一个克隆人会在2004年诞生,最后一个煤矿会在2006年关闭,到2010年电子监控设备会杜绝职业罪犯的现象。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





不仅仅是蒸汽


就像第一架滑翔机一样,第一台由蒸汽所推动的机器也是孩子们的玩具。它是由亚历山大时期的一位希腊人于公元前100年发明的。

大约1 800年后,一位英国铁厂工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可供利用的蒸汽发动机。其中的一台于1712年安装在斯塔福德郡的一个煤矿,用来抽出矿井中的水。纽科门的发动机极其昂贵,但其耐用性也十分惊人。127年后,其中的一台还在彭特林齐使用。还有一台发动机在巴恩斯利市一直工作到1934年。人们通常认为苏格兰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发动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只是在18世纪60年代改良了发动机的技术,使其更加快速、安全和高效。

就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瓦特是在格拉斯哥绿园散步时激发了关于发动机的灵感的。当地人还在那里立起了一块石碑,因为就像苏格兰人所说的那样,那里才是工业革命真正开始的地方。

从最初想法的产生到制造出可以使用的机器所需要的时间虽然已经变得越来越短,但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而且总会比我们预计的要长一些。计算机也不例外。

第一台计算机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设计出来的。人们通常认为是德国人克兰德·楚泽(Konrad Zuse)发明了它。楚泽的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被西门子公司兼并。1938年,他建造第一台可储存、可编程的计算器的,但运行情况并不好。在“二战”期间,第三帝国空气动力研究所资助了他的研究,也因此诞生了一些机器模型。而第一台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爱达赛克”(EDSAC,延迟存储电子自动计算机)是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设计建造的。1974年,一种被称为微型计算机的新型设备开始占领市场,并很快进入了公司和家庭。





插上翅膀的话语


电话、电影和收音机的发明史都大同小异。它们都是始于19世纪,经过马拉松般的长跑,到20世纪才进入公司和家庭中。

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贝尔和埃利萨·格雷(Elisha Gray)分别设计了能够通过电子信号传输声音的仪器。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拥有48 000部电话。而且这一数字还在迅速增长:到1910年,使用贝尔系统的电话达到550万部;到1924年,电话的总量更是增长到1 500万部。

尽管电话是在19世纪末发明的,但直到20世纪晚期才在美国和欧洲普及开来。后续相关产品的开发也加快了电话的普及。但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在1939年提出的“可视电话”的概念就过于超前,直到现在它也没有普及,只有可视手机渐渐开始流行起来。

而传真机从投入使用到普及只用了15—20年的时间。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1983年买的第一台传真机是必能宝牌的,足有一辆轻便卡车那么大。当时,我的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收传真的熟人。如果世界上只有20部传真机或者电话,那么它们也实在没什么用处。另外一个迅速普及的科技产品就是手机,它只用了不到10年就被大众所广泛使用。





活动的画面


差不多就在电话开始传输长途信号的时候,摄影也大步迈向了电影。法国的路易斯·卢米埃尔和奥古斯塔·卢米埃尔兄弟(Louis and Auguste Lumière)的父亲对托马斯·爱迪生活动电影放映机的演示十分着迷。受到父亲的影响,卢米埃尔兄弟也开始研制一种被他们称为“活动电影机”的机器。1895年12月,他们在巴黎卡皮欣大道上的“格拉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播放了他们制作的第一部电影。看完首场电影后,一位巴黎的记者预测了光明的前景:

摄影的对象已经不再是静止的物体,它使运动的场景成了永恒。当它被公众所掌握之后,当任何人都可以拍摄下自己心爱的人的影像、运动、动作、熟悉的手势和口中的话语后,对于他们来说,亲人的死亡就将不再是彻底的消失。



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电影之一《火车进站》(L’arrivée d’un train à La Ciotat)所引起的最大反响就是恐慌。据说当看到电影中火车朝自己驶来时,观众们都惊恐地四散逃窜。

很快,卢米埃尔兄弟就发现了这一发明的商业价值,并开了一家剧院来放映电影。结果,想要看电影的人在街上排起了长龙,观众们都被这一新鲜事物迷住了。卢米埃尔兄弟还培训了许多摄影师,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地进行拍摄。很快,其他的电影公司也诞生了,电影业也成为一项独立的产业。制作和放映电影的专业电影公司和电影院开始发展起来,演员们也步入社会名流之列,他们的演出费也随之水涨船高。例如,查尔斯·卓别林1917年的年薪就达到了100万美元。

这种对于电影的狂热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开来。1915年,格里菲斯(D. W. Griffith)这位在电影发展史上极为重要又极具争议的电影人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道:

10年之内,电影就可以代替教师在学校中教授任何科目。当然,学生们也不需要再学习历史了。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公共图书馆在不久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里面会布满按门类编排好的一排排的“盒子”。每个“盒子”前面都会有一个按钮和一把椅子。假如你想了解拿破仑的一些逸事,你只要在一个设施完备的房间中,坐在调节好的屏幕前面,按下按钮,就可以看到重现的往事了。而现在,你不得不咨询许多权威人士,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到最终仍然可能因为各种互相矛盾的观点迷惑不解,搞不清事实的真相。



格里菲斯的预言在今天听起来仍然十分熟悉,不是吗?





声音和图像


在19世纪末的发明大潮中,收音机也粉墨登场了。同大多数发明一样,收音机也经历了科学发明、技术完善,并且最终投入商业应用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第一台收音机在我的家乡犹他州格伦伍德引起的巨大轰动。大人们都聚集到大厅里听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格伦伍德拥有第一台收音机的时候,它在其他许多地方已经相当普及了——它毕竟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我们偏远地区。

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是推动收音机发展的主要先驱之一,早在1888年,他就利用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James Clerk Maxwell)的理论解决了收音机无线电波的接收与发送问题,这远远早于它投入商业生产的时间。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一个对物理和电子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年轻人,接过了麦克斯韦尔、赫兹、奥古斯托·里奇(Augusto Righi)、奥利弗·约瑟夫·洛奇爵士(Sir Oliver Joseph Lodge)和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接力棒,并于1897年获得了第一项无线电报的专利。马可尼关于产生和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实际系统的展示还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兴趣。直到1912年,美国才有了关于无线发报机的许可制度和相关规定。“一战”期间,民用无线电活动被全面禁止,但在此期间政府控制下的无线电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战争结束之后,禁令也相应解除,随着真空管技术的采用和完善,无线电行业迅速发展起来。

无线电行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终于开始赢利,一些大公司也应运而生,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马可尼的资产卖给了通用电气公司,后者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美国无线电公司。从20世纪20年代第一个无线基站的建立到收音机在千家万户的普及,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同样,本书第二部分第十六章“进化时代:创新的蓄水池”中将详细讲述这些革命性的发明创造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完善之后,是如何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

人们对于这一新媒体的期望也随着相关技术的完善而不断高涨。1921年,俄国诗人维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预言了人类的美好前景:“未来的收音机,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中枢,将为我们应对未来无穷尽的新任务开辟一条新的途径,而且还将把全人类团结起来。”结果,18年后“二战”的爆发,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太过乐观了。

1923年,麦吉本(J. M. McKibben)的《美国人的新生活》(New Way to Make Americans)通过收音机传到了千家万户。对于新技术,他说道: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慢慢征服,征服它的并不是公开战场上的某一个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在被许多个阴险的敌人(虽然可能是无意识地)和平演变。我们的国家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国移民,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他们的同化问题。现在,危机已经来临,我们必须在缺少强有力的领导者的情况下面对它。也许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把1.2亿美国人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用民族意识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但是,一股刚刚诞生的力量就可以胜任这个任务,它就是收音机。



第二年,另外一个预言又诞生了。《纽约时报》的科学编辑沃尔德马·肯普弗特(Waldemar Kaempfert)这样写道:

美国和英国已经成为广播界的老大。如果这一状态能够持续下去,那么英语将成为世界语言。和我们在大众娱乐和大众教育方面做出的努力相比,来自欧洲大陆的竞争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所有的耳朵最终都会竖起来倾听美国和英国的声音。欧洲大陆也将会十分乐意地学习英语,他们甚至不得不学习英语。



现在,我在欧洲生活或者旅行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电台都在播放美国歌曲,我不得不承认肯普弗特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国无线电公司还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推出了比收音机更加先进的产品——电视机。美国无线电公司主席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也译为戴维·萨尔诺夫)宣布:“现在我们给声音添加了图像。我惶恐地站在这里宣布一项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新技术的诞生。它就像一把火炬,将为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中照亮前进的道路。”

电视想要赶上收音机的普及程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纽约时报》等媒体也对它持怀疑态度。在193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宣布电视的诞生之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评说:“电视机的缺点就是人们必须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而普通的美国家庭是没有这个时间的。因此,电视永远不会对无线广播形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人们对电视的热情没有因此而消退。1946年,一家电视公司的制作总监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这样写道:“电视意味着你和世界上的其他人可以共享一个世界。它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交流工具。它应该在培养睦邻友好关系、促进人类相互理解及平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关注其他的物质因素。”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今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评论,不是吗?

电视机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进入了我们的客厅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在小范围内多次播放了电视节目,1932年,电视以酒店节目的形式进入了英国。1933年,艾奥瓦州立大学与电台合作,开播了两个每周一次的电视节目。当1936年德国第一次报道奥运会时,全世界仅仅有大约200台电视机。1948年,宾夕法尼亚州首次使用了有线电视,使得偏远地区也可以观看到电视节目。我第一次看电视是1952年,在盐湖城的一次犹他州大学联谊会上,当时的节目是纽约扬基队和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棒球比赛,最终纽约扬基队以4∶3获胜。

对于这一新媒体,我最欣赏的是杰出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在1963年做出的评价。他说:“电视这一娱乐传媒虽然可以让无数的人在同一时间欣赏到同一个笑话,但人们仍然感到孤独。”

在科技创新的潮流中,无数个商业机会应运而生。除了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科学进步外,更多时候是一些琐细的物品吸引了等待商业机会的人们的注意。有这样一个密切关注商业动态且富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一直在推动某种饮料的生产和质量改进。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没有这种饮料他们就不愿意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饮料就是咖啡。





历经20年的一举成功


我的妻子总是说我煮的咖啡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难理解,当我听到女儿直言不讳地说同样的咖啡根本无法入口时,我有多么震惊。我的女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是因为她迷恋的是一个小小的咖啡机制作的咖啡。当她和她丈夫装修新家时,竟然把一台(现在他们的家里已经有4台了)这样的咖啡机放在了卧室中本应放置先辈画像的地方。我就这样知道了奈斯派索(Nespresso)胶囊咖啡,并对它们公司的故事产生了兴趣。

到20世纪70年代,雀巢公司(Nestlé)一直是速溶咖啡市场中的老大。那些时间有限,但又十分需要咖啡的人们就用一两勺速溶咖啡和热水来代替“真”的意式浓缩咖啡。虽然它的味道不够完美,却快捷、卫生。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雀巢的一家竞争对手就提出了胶囊咖啡的想法。这一想法就是直接在家里和单位中制作出高质量的意式浓缩咖啡,使它的口感就像在意大利咖啡馆中的一样美妙。雀巢担心自己错过良机,所以买下了当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该项专利。

于是,开发这一商品的漫长旅途开始了。在20世纪70年代,雀巢的研发部门完善了路易吉·贝塞拉(Luigi Bezzera)对咖啡的最初概念,咖啡机和咖啡胶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问世了。1986年,奈斯派索公司成立,根据人们对咖啡口味要求不断提高的预期,他们开始研制奈斯派索系统——在家庭或者单位使用的一个先进的小型咖啡机以及设定好剂量的咖啡胶囊。

如果不是因为奈斯派索之父——雀巢董事会的一个成员一如既往的支持的话,奈斯派索这个雀巢的子公司可能永远也不会成功。它经历的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没有多少人看好它。在很长时间内,甚至没有一个竞争对手涉足这一领域。公司严重亏损,三次濒临倒闭的边缘,公司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它不会有什么前途。但是奈斯派索之父并没有丧失对这个似乎不争气的“女儿”的信心。几年之后,奈斯派索开始显现出了一些生机,但又经过了一个10年,他们才实现了真正的突破。我曾经问过奈斯派索的国际市场总监奥利弗·基耶(Olivier Quillet):“你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0年,”他回答说,“那时距离我们购买专利已经过去了30年。所有员工共同努力,完善机器的设计,在电视上做广告宣传,并且在欧洲开设了50多个专卖店。”奈斯派索,这个定位于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咖啡的需求的品牌,终于开始大规模进军家庭和工作单位。

“比赛结果”是,奈斯派索现在是雀巢增长最快的部门。2006年2月,雀巢宣布奈斯派索的收入已经增长了30%,它的产品销售额超过了5亿美元,在两年内有望突破10亿。它在35个国家拥有了12 000个销售点,每年还会有新的附加产品出现,而且巧克力、饼干和其他一些附加产品的销量也和它的主打产品咖啡机和咖啡胶囊一样节节攀升。

奈斯派索环境优美的专卖店欢迎它的新老顾客去品尝各种口味的咖啡。就像照相机总是需要胶卷,剃刀总需要新的刀片一样,咖啡机也需要不断补充胶囊。这就是经典的商业模式。如果你买了奈斯派索的咖啡机,那你每个月都需要购买咖啡胶囊。现在一共有40多种不同口味的胶囊供人们选购,而且奈斯派索还在不断推出新的品种。如果咖啡的口味不够理想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因此奈斯派索一直在努力保证咖啡的质量。它把顾客看作最挑剔的咖啡美食家,只有口感最好的咖啡才能使他们满意。事实证明,奈斯派索所走过的路程要远远长于他们的预期,但最终他们还是挖开了这座富足的金矿。

期望的实现总是比较慢

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可以提醒我们一些事实。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期待的事情总比我们预期的来得要慢。我们总是低估发明创造从最初的想法形成到完全普及所需要的时间。生物科学和纳米技术这些新兴领域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发展、完善。

震撼我们的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比如艾滋病和“9·11”恐怖袭击。至于人类和大自然的其他物种,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进化性而不是革命性的。事物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一时间总是要比我们预期的长。





第九章

思维模式9

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


“明智”的人适应环境,不“明智”的人让环境适应自己。所有的进步都是依靠那些不“明智”的人才实现的。

乔治·萧伯纳



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在家乡奥地利施蒂利亚州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施蒂利亚橡树”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迟早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要进行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与计划。

当时是2003年,下一次的州长竞选是在2006年的11月,而初选时间是2006年春。谁有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中崭露头角呢?为了赢得初选,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做些什么准备呢?民主党中也会有人在2006年春天的初选中胜出,但现在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先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胜。竞选计划开始了。

但就在2003年,时任州长的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遭遇信任危机,人们强烈要求进行投票来决定是否罢免他。就这样,一个通向州长之位的大门突然敞开,施瓦辛格也已经做好准备。施瓦辛格的话说得很好:“历史性的选举已经到来,因为加利福尼亚的领导严重脱离了人民。”

2003年10月7日,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回答了两个问题:

问题1:(在前一年的11月刚刚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的)州长格雷·戴维斯应该被罢免吗?应该还是不应该?

问题2:如果戴维斯州长被罢免,你认为谁应该取代他的职位?



在第二个问题的后面还附有一个135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就包括施瓦辛格。谁得到的票数最多就获胜。结果是,戴维斯被罢免,施瓦辛格当选了新一任州长。在竞选过程中,施瓦辛格曾许诺,如果自己胜出,将不再继续拍摄电影。这一承诺对赢得选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施瓦辛格获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它。





铁幕的一条裂缝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巨大的政治转机在民主德国出现。

那是从铁幕上的一条裂缝开始的。铁幕这一说法最初来自剧院。19世纪,在欧洲的剧院经历过几次严重火灾后,政府强制它们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安装了一道铁制的幕帘,以防止大火从舞台蔓延到观众席中。进入20世纪,这个词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945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地理学标志:“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域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大陆的铁幕。”社会主义国家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领地,这一铁幕的冷酷标志就是那堵把柏林城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直到柏林墙被推倒前夕,铁幕和柏林墙看起来似乎都是牢不可摧的。

民主德国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要部分归因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转变。为了避免苏联解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并放弃了对华沙条约集团成员国的领导权,同时还计划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从1989年年末起,匈牙利开始允许民主德国的公民穿过边境到奥地利,然后转往联邦德国。这样,铁幕上的第一个裂缝出现了。

在大批民主德国的公民逃往匈牙利的同时,民主德国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德共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在柏林墙倒塌不久前还宣称柏林墙将会至少存在50年,甚至100年,他的被迫辞职成为德国统一的催化剂。

在柏林墙的西面,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一直在不断强调统一是联邦德国的目标。尽管如此,人们对它的现实期望并不高。就在柏林墙倒塌的前几天,联邦德国还进行了一次关于人们对于统一期望的民意调查。结果,80%的人都希望德国能够统一,但只有3%的人相信这一愿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

1989年11月9日,我从法兰克福飞往华沙去会见一些商会的领导。到达酒店后,我习惯性地打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结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成百上千的人们正在翻越柏林墙,而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先后已经有190个人因为翻越这堵墙而被击毙。很快,人群就翻了过去,受到了含着泪水的联邦德国公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见证这一仿佛出现在梦中的场景。这一切来得似乎太突然了。

11月10日一大早,我乘坐第一班飞机飞向柏林,想要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一直在为德国统一而努力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没有想到柏林墙的倒塌来得那么快,但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打破铁幕、统一德国的好机会,而且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所以他很快行动起来。1989年11月28日,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的19天后,在没有和任何西方国家商量的情况下,他向联邦德国联邦议院提出了一个统一德国的“十点纲领”。但是,德国的统一并非那么简单,它必须要征得“二战”战胜国的同意才行。

这一次还是科尔,他通过巧妙的周旋,取得了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这也许是苏联愿意把民主德国交给联邦德国和北约的唯一机会,科尔抓住了它。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断坚定和不停重复实现统一的信心、及时且迅速地提出统一的切实步骤,以及与莫斯科、华盛顿的外交斡旋。换了其他人,他们很可能根本抓不住这个机会。

科尔曾回忆说:

1989年秋,当我们开始迈向统一的时候,就像是处在一片沼泽地中一样。我们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大雾阻挡了视线,只知道肯定存在一条出路,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步步地前进,终于安全到达了对岸。这真是个奇迹,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简直不可能成功。





事业心


当你探寻未来时,应该去寻找、利用机会,而不是仅仅解决问题。

吉米·卡特这位极具事业心的总统候选人在初选时就发现了一个大好机会,并利用新的媒体技术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开始之前就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从而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现在,每个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在无一例外地采用这一方式——电视演讲。

解决问题的人和寻找机会的人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未来及其敌人》(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弗吉尼亚·波斯特莱尔(Virginia Postrel)分析了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与充满活力、乐意迎接变革的人之间的区别:

从对待未来的方式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我们是因循守旧,期望未来仍然是一个制度化、机械化的世界,还是充满活力地去迎接一个充满发明、创造与竞争的世界呢?我们看重的是稳定与管理,还是发展与学习呢?我们认为进步需要集中规划,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分散、进化的过程呢?我们是否认为错误永远意味着灾难,还是把它看作实验过程中可以改正的副产品呢?我们是渴望可预言性,还是欣赏不断出现的惊奇呢?因循守旧与充满活力这两极,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智力和文化前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待未来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段精彩的文字是《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兼总编理查德·卡尔加德(Richard Karlgaard)在2006年4月8日在专栏中引用的。他把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划分为天生的机会寻找者,把艾尔·戈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划为解决问题的人。看到这里,我立刻就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在她和丈夫进入白宫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解决美国的卫生保健问题,而艾尔·戈尔现在正在努力想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至于乔治·W. 布什总统,卡尔加德认为,他是一个拥有众多解决问题的高手属下的机会寻找者。

机遇就像是在暴风雪中没有关好的窗户一样,可能突然被吹开,又突然被关上。想要抓住它们,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这位发现大部分传染病都是由于细菌引起的微生物学奠基人这样说道:“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错过火车


现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数码照相技术开始于1990年,当时柯达推出了第一款商用数码照相机DCS-100。数码照相技术的兴起引发了照相机市场的重新洗牌,传统的照相技术开始慢慢衰落。到2004年,传统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了17%。任何一个没有搭上数码相机这辆火车的厂家都在这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在这一过程中,灵活性差的大厂家肯定要失败。机会一旦错过,它们就再没有了翻身之地。传统的日本品牌柯尼卡美能达就因此在经营了100多年后不得不于2006年3月31日退出了照相机市场。莱卡这个差点赶不上“数码火车”的德国品牌,终于在1998年推出了数码相机。当时,避免破产的唯一方式就是从股东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2000—2004年,莱卡不得不裁减雇员,银行也减少了对它的贷款。2006年,莱卡的销售终于重新开始增长,在公司全力生产新推出的Digital-Module-R数码相机后。莱卡公司的转变是晚了点,但还是及时地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只对过时的技术进行改进是无法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的。相反,这样做经常会使企业丧失针对新的机遇进行投资的能力。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孟菲斯市市郊马克斯的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在机遇面前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时,他就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联邦快递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在那里学习了军事后勤学,并在1971年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是,联邦快递结合了传统邮递服务与及时、可靠的特点就这样于1973年开业了。

美国最大的冰激凌生产商德雷尔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加里·罗杰斯(T. Gary Rogers)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抓住从天而降的机遇的故事。在一次生意失败后,他打算重新尝试。他说:“我并不因为需要再次尝试而沮丧。我很高兴拥有自己的公司。”他有一个家庭需要养活,却没有什么收入和积蓄。据他讲,一天他走进了德雷尔位于加州奥克兰市的办公室。当时的德雷尔还是一个只有600万美元销售额、30名雇员的小公司。当罗杰斯正在同老板谈论购买特许经营权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挂断电话后,泪水涌上了那位老板的眼睛。他刚刚得知银行拒绝了他为扩张工厂而申请的贷款。”罗杰斯头脑一热,问他是否考虑过卖掉公司。老板的回答是:“在接电话之前还没有。”罗杰斯说,三天后,“我得到了一个以100万美元购买公司的机会。于是我找到了一些投资者,筹钱买下了它”。

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往往都会说:“天啊,你真是太幸运了。”

“对我来说,”罗杰斯回答说,“这并非仅仅是幸运,更重要的是发现机会的能力和一直以来所做的准备。”

关于罗杰斯的故事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他的确很喜欢冰激凌,据说他每天都会吃。

几乎在波兰第一个民主政府成立的同时,法国的达能集团就开始进军这个市场。摆在它面前的机遇是巨大的:波兰有着3 800万渴望高品质的西方产品的消费者。

但是,想要在这里取得成功并不容易。达能集团的首席代表发现这里百废待兴,农业系统更是一穷二白,到处都是落后的集体农场,也没有任何销售网络。从1990年开始,达能集团每周都往波兰运一货车的酸奶,使波兰消费者开始了解达能集团。销售人员一家家拜访刚刚出现的私营小商店,极力说服他们销售达能集团的产品。两年后,公司开始在当地进行生产,同时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农场来保证稳定的奶源。

现在,达能集团已经成为波兰新鲜牛奶产业中的老大,其中酸奶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1/3。达能集团负责中东欧的市场总监让–雅克·德布林(Jean-Jacques Doeblin)总结说:“早点进入市场可以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了解市场。”

纽约扬基队的老板乔治·史坦布瑞纳(George Steinbrenner)是我最喜欢引用的抓住机遇的例子之一。他非常擅长利用机会。纽约扬基队的老对手波士顿红袜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得州游骑兵队进行协商,想要买进在上个赛季被评为美国棒球职业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游击手亚历克斯·罗德里格兹(Alex Rodriguez)。当时,纽约扬基队并没有与波士顿红袜队争夺罗德里格兹,它有自己出色的游击手——德里克·基特(Derek Jeter)。三年前,得州游骑兵队以2.52亿的价格签下了罗德里格兹,成为棒球联赛史上最贵的一笔交易。但是现在,罗德里格兹已经无法忍受得州游骑兵队,想要转会离开。

2004年2月,波士顿红袜队还没能就购买罗德里格兹与得州游骑兵队达成协议。这时,乔治·史坦布瑞纳突然介入了,他在几天时间内就签下了罗德里格兹,还说服他从游击手的位置转向了三垒。

对此,史坦布瑞纳这个破坏分子这样说:“你认为这笔交易不错?我还要签下泰·柯布(Ty Cobb)[1]呢。”

以畅销书《标杆人生》(The Purpose-Driven Life)而闻名的里克·华伦(Rick Warren),其实早在《直奔标竿:成为目标导向的教会》(The Purpose-Driven Church)一书中就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商业建议。他教导人们不要与他人争夺市场份额。当创立自己的教会时,他并没有与其他教会竞争来争夺会员,而是开发新的市场,吸引那些原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们,并为他们提供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他关于生活的理念。1980年,华伦在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创立了马鞍峰教会,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教会。平均每个周末去那里参加礼拜的人数达到了15 000,它还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十几个分会。《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里奇·卡尔加德曾经这样评论马鞍峰教会:“如果它是一个企业的话,简直可以与戴尔、谷歌或者星巴克相提并论。”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寻找、发现机会呢?大家应该还记得爱因斯坦是如何做的:摘下成熟的果实并且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旦我们向前迈进一步,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起来。

1970年,日本经济刚刚崛起,日本人也开始慢慢富裕起来。那一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Aflac,就是那家用鸭子做广告的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阿莫斯(John Amos)也前去参加。他惊奇地发现当地人十分富有,而且他还注意到,许多日本人都戴着口罩,以防被传染上流感或普通感冒。许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是只有他看到了“成熟的果实”,并且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日本人富有但是害怕风险,这不正是保险公司的大好良机吗?

接下来的故事说得简单点儿,就是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花了4年的时间才在日本取得了经营许可证,但是阿莫斯的商业嗅觉取得了足够丰厚的回报。现在,在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的140亿年收入中,日本市场占到了2/3。

他的继任者丹·阿莫斯(Dan Amos)显然也遗传了约翰的商业嗅觉基因,他也发现了成熟的果实:在日本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一直都忽视了女性人才的潜力。现在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在日本的3 300名员工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女性。这样对公司有双重的好处。“想要招聘到最优秀的日本男性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想在正统的日本企业中工作,”丹说,“优秀的女性人才发现自己在我们公司升职的机会要大于在日本企业中的机会,因此也乐意为我们工作”。

1970年,我也在大阪参加世博会。这是日本第一次举办世博会,我一直很好奇它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我就去了。在那里我注意到两件事情:(1)日本竭力提供有史以来最好的展览场所;(2)日本竭力让所有的国民都体验到作为这次博览会主办国的荣誉感。

日本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提升国民自信度与乐观度的大好机会,因此安排所有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人们前来参观。展览会简直变成了狂欢节,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大批的日本团队,每个团队都戴着有自己专属颜色的帽子,跟在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后面,见证日本的复兴。

在我刚刚离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创立自己的公司之后不久,就遇到了一个机会,并抓住了它。1968年1月17日,我坐在客厅中收看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关于对贫穷宣战的国情咨文报告。约翰逊总统谈到了各种失业,其中也包括那些所谓的“绝对失业”。绝对失业人群指的是那些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工作的贫民窟里的人们。我想“绝对失业”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因为他们即使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也无法找到工作。约翰逊总统还谈到了为失业人员,包括绝对失业人员创造工作的培训项目等。

当坐在那里听约翰逊总统的国情咨文报告时,我意识到总统或者他周围的幕僚,或者政府的官员还都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绝对失业人员的培训计划。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培训绝对失业人员的指南。我立即开始起草一个提议,强调使绝对失业人员参与进来的重要性。我的城市研究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帮助所有公司应对城市危机,而失业问题也正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我就完成了这个提案,并在当天晚上飞往纽约与福特基金会的人员进行接触。尽管我知道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指南,但我也知道,如果我去向政府申请基金,很可能等很久才能得到回复,因此我去找了福特基金会。

就在约翰逊总统演讲的第二天,我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提出我的提议。他们那里有无数个项目在等待资金,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对绝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但他们都听了约翰逊总统的演说。

我的计划在24小时内就得到了资助,这也是福特基金会所批准的最快的一项计划。我们都看到了这项计划的紧迫性和前景,这也成了我的公司所承接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年后,成果出来了:一本12卷的培训指南,并由劳工部下发到各个机构。第二年,约翰逊总统的任期就结束了。在他离开白宫之后,为消除贫困而投入的精力和资金也大大削减了。

所谓事业心,就是在机会面前擦亮眼睛,并且创造性地好好利用机会。

许多成功的故事都是关于30多岁或更年轻的人们的,但重新开始新的事业永远也不会太晚,而且年龄越大,你的经验会越丰富。有时候只要你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肯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尽管精彩,却不为人知。但是,我的确了解一个这样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玛克辛·马滕斯(Maxine Martens)。

我曾在米兰全球时尚峰会上做过演讲,就是在那里,我遇到她。在午餐休息的时候,一位女士过来问我问题,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我发现她的工作很有意思:为时尚界物色高级管理人员,而且她的工作非常成功。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服务对象都是一些世界顶级品牌,比如卡地亚、路易·威登、拉夫·劳伦和盖璞等。后来,我和妻子又在维也纳遇到了她,对她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我们发现她是一位热心、优雅的女性,我们的友谊也开始了。她允许我在本书中讲述她的故事。我想,把她给我的信原原本本刊登出来,是使大家了解她的故事的最好方式:一段事业的结束成为一个新故事的开始。

亲爱的约翰:

你问我被解雇时是什么心情?我的生活就像突然遭遇了一场山崩,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

“你不适合我们的文化,你不能领导公司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对公司进行重组,让我们好聚好散吧。”听到这话,我简直像是掉进了万丈深渊。怎么会有人不欣赏我的贡献、我的个性、我的领导!

为什么我会被炒鱿鱼呢?我还是一直以来的我,这个美国猎头公司的总经理和重要支柱。现在我被炒鱿鱼,被解雇、被抛弃,他们不再需要我。但是,还有一句话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让你成为团队的一分子,你总是不打高尔夫。”尽管这是一句玩笑话,但作为一名有经验的猎头,我知道这才是人们说实话的时候。这短短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我开始明白自己肯定要离开了,因为我们的分歧和核心价值观都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打不打高尔夫。

几天之后,我慢慢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决定让自己喘口气。离职不也正意味着我现在重新拥有了自由和选择的机会吗?我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喜欢的工作,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伙伴,而不再仅仅考虑如何养家、如何付女儿的大学学费等实际问题。

因此,在我过完55岁生日后的一个星期,因为“不适合企业文化”的评语,我决定去做从1972年以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旅行。自从我第一次出差到欧洲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和不同生活、历史背景和生活经验的人打交道。

在这次旅行过程中,我和各种各样的人们交谈,有些人愿意成为我的合作伙伴,而有些人只对我能给他们带来的商机感兴趣。我们讨论了我们的风格和商业行为如何融合,却没有想到应该去利用什么样的机会来建立自己的事业。在旅行的第二个星期,我遇到了一位瑞士律师,在听完我的话后,他问道:“你为什么还是想成为别人企业中的一颗棋子呢,为什么不开创自己的事业呢?”

我进入商界已经17年了。在最近的10年中,我曾考虑过自己开公司,去周游世界、结识朋友,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能从事激动人心的事业: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企业文化和公司之间牵线搭桥,寻找并安置那些能够适应某个企业的文化和传统的人才,把他们自己的商业头脑、经验、创造性和思想带进公司。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个想法付诸实现。

当天晚上在苏黎世,我开始展望自己的公司:一家位于纽约的美国猎头公司。我为55岁的自己做出了自己所期望的生活与工作规划,第二天早晨我把它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位巴黎的商界朋友。她回了我一条消息:“对,这才是你要做的!开始吧!”

在我纽约的公寓里,我们开始了最初的工作。我的伙伴有:已经与我合作了12年的合伙人;一位20岁的年轻姑娘;猎头主管,一位来自维也纳的24岁姑娘;业务和财务主管,我刚刚从乔治敦大学毕业的儿子。我们都没有开公司的经验,大部分人都是曾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生活或工作过的美国人。根据我们对于公司的期望以及已收到的客户的反馈,我们写下了公司的使命、价值观和理念。

我们的办公室非常漂亮,视野极佳,而且步行就可以到达大部分客户的办公地点。这都要感谢我们的律师,在我们正式注册的那天,他问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办公地点。当听说“还没有完全确定”时,他说:“快,跑着去找这位房产经纪人,他手里有一套刚刚空闲的房子,绝对适合你们。”

现在,我们的团队和客户的规模都已经发展到了原来的三倍。我们还在继续学习、犯错误、征求建议、接待新的客户和优秀应聘者。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仍然在应用许多原来设立的理念。我很高兴地看着我们在不断发展、变化,就像现在正慢慢穿过中央公园西路那些高楼大厦的云彩一样。

马克辛



本章的开头引用了乔治·萧伯纳的一句话,那么也还是以他的话结尾吧:

人们总是喜欢抱怨周围的环境,但我不迷信环境。那些成功的人们总是自己去寻找机遇,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机遇,那么他们就去创造机遇。



变革是创新之父

机会寻找者明白,未知的未来能够带给自己机遇,而问题解决者处理的都是昨天的问题。

变革的时代就是机遇的时代。人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就会带来新的需要和欲望,从而产生新的机会。你应该关注那些机遇寻找者,并与他们合作。



[1] 泰·柯布,大联盟有史以来的打击王,他从1905年打到1928年,最后在底特律老虎队退休。——译者注





第十章

思维模式10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杠杆性质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观点,是我从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部长(从约翰逊总统时期开始已经是内阁成员)弗朗西斯·凯佩尔(Francis Keppel)那里学到的。当时我正在担任公共事务部助理部长。弗兰克(弗朗西斯的昵称)是一个极其有才能的家伙。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29岁的他就被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任命为教育学院的院长。他甚至根本没有博士学位。想象一下,那可是在哈佛大学!然而,教育学院在整个哈佛大学中表现平平,弗兰克的任务就是改进它。

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薪水,教育学院的老师们往往喜欢增加自己课程的数量。而弗兰克为了提高课程的质量,到任后制定了一个新规定:除非你放弃一门旧的课程,否则不能开设新的课程。这一规定旨在促使教师们对新课程的质量和相关性进行慎重考虑,并且思考哪些比较弱势的课程是他们愿意放弃的。

事实上,这一观念适用于任何领域,凯佩尔的规定也在指导着我的生活。在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列出了27种帮助我思考未来的思维模式。但是,这一数字似乎太大了,于是我问自己这27种中的哪些对自己的帮助最大。后来,我选择了10种,开始对它们进行详细论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又加入了一些思维模式,也去掉了一些似乎不是那么重要的,最终一共保留了11种。下面的一些虽然不是至关重要,但也给了我许多帮助:

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在社会和人际关系中,分辨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可以帮助你很好地了解人际和社会关系。

命题不一定非得正确,但是必须有趣。这一来自伟大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观点虽然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却是一个激发人们灵感的好方法。

评价一个社会或者公司的生存能力,检查它们自我改正的能力。

增长就是更高层次上的重组。人类、机构和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或任务。



至于其他思维模式,我采用了体育运动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规定。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有人数的限制,除非你换下一名运动员,否则你就无法派上新的运动员。职业篮球队内只能有12名队员。如果某支球队想吸纳一名新队员,它就必须要考虑舍弃一名队员,这样球队的实力就会逐渐得到改善,当然前提是俱乐部的判断是合理的。而商业界似乎有很多理由来拒绝这一规则,很多时候它们的座右铭似乎就是“加,加,加”。比如,不断增加新的产品种类,却不放弃弱势产品;不断吸收新员工,却不放弃任何一个老员工。

3M公司是一个例外,它的一项政策规定每年都要增加一种新产品,去掉一个老的品种。它的目标是成为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和优秀的供应商。3M公司每年30%的销售都来自最近4年推出的新产品。

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公司的时候也有一个规定:每个单位每年都必须解雇10%的表现最差的员工,招募更加有发展前途的新员工来代替他们。

这种心态帮助通用电气保持高效运转,它也适用于许多领域,帮助它们保持自己的集中性。一旦我们确立了一定规模的项目、股票、潮流或者朋友,这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原则将会帮助我们提高它们的质量。





捡起西瓜,丢下芝麻


我和妻子最喜欢的一家西贡(现在的正式名称为胡志明市,不过无所谓)餐馆就是实践“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一规则的商业范例。我们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对它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走进餐馆,我们发现那里的顾客既有当地人,也有像我们这样的游客。我们坐在花园里高高的棕榈树和其他热带植物下的一张桌子旁。店里有英文菜单,但有点儿令人费解。于是我们请侍应生帮我们点菜,他却请我们跟他一起去看看。“看!”在宽敞的就餐区的四周沿着墙排满了一个个小操作台,看起来都是非常简单的私家厨房,大约一共有20个左右,每家厨房都提供他们自己的特色越南菜,而且有些厨房的生意明显比其他家要好。他们供应的所有食物的名称都列在了菜单上。

我们指了几个想要的菜之后就回到了自己桌子前。不一会儿,菜就端了过来:虾仁炒蛋、猪肉鱿鱼卷、铁板炒饭和香蕉腰果蛋糕。这些食物非常可口,但是不管人们告诉我们它会对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没有喝完“ruou ran”(一种米酒,瓶底还泡着一条小眼镜蛇)。

后来,侍者告诉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想加入这家餐馆。这家私营餐馆的老板会不时选择一家新的厨房,但是有一个前提:舍弃一家生意一直下滑的厨房。这样就促进了餐馆食物总体质量的不断提高。而美国的快餐中心的摊位在某一时期内都是固定的,它们只要在某段时期交了租金,不管生意如何,它们都可以继续经营下去,而这家越南餐馆就引入了竞争机制。





信息坟墓


我们都知道,永远不要在饥肠辘辘的时候逛街,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买回来的一大堆东西往往根本吃不完。

在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方面,有时人们的做法也是如此。我们漫步在信息超市中,淹没在信息海洋中,往往难以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为自己建造一座被信息所淹没的坟墓,而是知识与灵感的摇篮。

在我的工作中,信息搜集很容易出问题。在我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涯中,我总是在不停地“增加”,我的书堆满了墙面,占用了所有的可用空间,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的知识也在增长。因此我现在也立下了一条规矩:我应该保留4 000本藏书,这一数字是我在对自己的藏书进行筛选,丢掉那些不需要的书后得出的。从此之后,除非我扔掉一本书,否则我就不会增添新书。这样在保证藏书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藏书质量和相关性就会慢慢提高。

量力而行

本书的11种思维模式将会帮助你判断哪些种类的信息是对你和你的事业最重要的。个人想要了解当今所有的科技进步和地理政治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集中关注那些真正满足自己需要和兴趣的信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你决定关注7类信息,而后来又发现了自己必须要关注的种类,那么就请放弃一类你或者这个世界已经失去兴趣的信息。你的变化将会反映出这个动态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句格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第十一章

思维模式11

科技,始终源于人性


物种入侵


一条灰色的毯子覆盖在了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它并不是来自南面海洋的乌云。1859年,它从西方而来,有4条强壮的腿和两只长耳朵,最初是为了给喜欢打猎的绅士们提供消遣而来到这个国家的。托马斯·奥斯汀(Thomas Austin)在他自己位于墨尔本西南的巴宛庄园放养了24只野兔。7年后的1866年,仅仅在奥斯汀的庄园里就有14 253只兔子被猎杀。这是多么大的成功啊!

但是,他可能永远也没有想到后来事态的发展。丰产原则把澳大利亚变成了歌德笔下的《魔术师的门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他原本给人们带来福音的扫帚,却变成了灾难的道具。

瞧啊,它匆忙奔向河岸,

肯定已经下河取水,

它风驰电掣般回还,

急忙倒下水壶里的水。

它又往返两次!

盆里已经泛滥!

无论哪只盛水器,

全都把水装满!



在情节的高潮,画面突然一转。扫帚失去控制,一分为二,使情况更加糟糕。

糟糕!糟糕!

两爿木棍,

变成仆人,

急忙站起,

准备再来为我服劳!

救救我吧,天上的神祇!

它们在奔忙!水越来越涨!

漫进大厅,漫上楼梯。

多么骇人的一片汪洋!



在20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有人在农夫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的土地上射杀了一只兔子,被罚款10英镑。而就在几年之后,罗伯逊的儿子不得不每年花5 000英镑来控制兔子的数量。

师父先生!听我在唤你!

哦,师父已经驾临!

先生,我闯下大祸!

我召唤来的精灵,

现在却无法摆脱。

(钱春绮译)



澳大利亚人控制兔子数量的呼声很高,但至今也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难题的良方,每一次的治理都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这条灰色的毯子现在仍然在不断增长。





新扫帚扫地未必干净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兔子带来的长期危害远远抵消了它们带来的短期利益。这一自然界的现象同样也适用于科技方面。很多时候,人们都忽视了科技进步对于生活环境及周围关系的影响。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技术的进步一直在影响着社会的变化。比如,火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熟的食物,并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车轮、电力和汽车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状况。当今社会的问题是,科技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而对于新技术的社会适应却远远落在后面。也就是说,科技进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文化发展的速度,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未曾考虑的问题


科技就像是被引进到澳大利亚的兔子吗?新物种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推出都不是出现在真空状态下,但是我们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却很少有人考虑。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人们应该考虑一下下面的问题:

什么将会得到加强?

什么将会被削弱?

什么将会被取代?





科技始料未及的影响


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和手机。它们都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人们进行沟通。抛开其他方面不谈,它们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而且和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有些影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比如人们写信方式的改变。

在20世纪初,诗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给自己的未婚妻诺拉(Nora)手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诺拉:

从11点半开始,我就像个傻瓜一样坐在这里,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我就像个傻瓜一样,耳边总是回响着你叫我“亲爱的”的声音。我今天还得罪了两个人,因为我对他们态度冷漠。我想听到的是你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

你的存在消除了我玩世不恭、猜忌多心的本性。我真希望你现在能够依偎在我的肩头。我该去睡觉了。

我花了半个小时来写这封信。你能给我回信吗?我衷心地希望你能。我应该怎么署名呢?我什么都不写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署名。

1904年8月15日



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信件就可能是这个样子:

Nora,

quick thought: got in @ 11:30—since then just hanging round like an idiot *lol*, doin nothing. just hear your voice going {dear}:-(.annoyed 2 clients, skipped appointments. wanted 2 b with u!!!!!!!!!!! ur good 4 me, u make me feel better, less depressive, less . monster-like ;-), wan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NVM, will go 2 bed soon been writing this for like 10 mins now write back soon!!!!!!! hope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to finish these things. CU soon





电脑和诗人


我们从高情感到高科技,从手写到电脑打字的转变与人们对于电脑的神化有很大关系,电脑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方。当然,它能够弥补我们在教育方面的不足。美国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在下降?那就在每个教室里都放上一台电脑这个信息时代的伟大标志吧,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几十年来,人们对于为每个教室都配置一台电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但是人们是否已经仔细思考过电脑会给教育的真正目的带来的影响呢?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让孩子学会如何学习,这是他们可以一直学习的唯一方式。我们在一直呼吁引入先进科技,却没有考虑过它的教育价值。

我支持为每个教室配备一台电脑,我也支持为每个孩子都配备一台电脑。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熟练掌握电脑,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代价将是无法估计的。但我想呼吁的是在每个教室中也应该有一位“诗人”。现今,美国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了电脑之类的科技产品,这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在诗歌、艺术、音乐和其他人文科学方面投入的资金。但是,科学知识和艺术想象力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本书第二部分第十五章“文化: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所写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某个产品所包含的高情感,比如它的设计和所包含的艺术价值,将会逐渐把它与其他有相似的科技含量的产品区分开来。

这个对于电脑和诗人的比喻代表了我对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不仅需要大力推进智力发展,而且还要支持和培养情感与精神能力。我们非常需要在它们之间达到平衡——高科技与高情感之间的平衡。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越发达,我们就越需要艺术家和诗人。





等待拯救


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没有手机的世界。在学校、研讨会、电影院、健身房或者超市中都没有它优美的铃声。后来,科技使得我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他人实现无线通信。诺基亚,这个最成功的手机生产商,喊出的口号是“科技以人为本”。技术带给人们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的,但是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2006年年初,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乘飞机。由于飞机晚点造成了航班延误,我们这群同病相怜的乘客只好坐下来等待。我的对面坐的是一家人: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很少说话,至少那位年轻的父亲是这样的,他看起来极度不耐烦。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立刻直起身来,一下来了精神,接电话的声音十分响亮:“您好。”

我看着他,意识到他被这个电话拯救了,从百无聊赖中被拯救出来,从家庭责任中被拯救出来。在我看来,这个年轻的父亲与科技的关系似乎出现了问题。当目睹这一过程时,我想全美国肯定有许多人在等待他人把自己从面前的事务中拯救出来吧。





从尊贵的上帝到低眉顺眼的求职者


在科技发展的队伍中,固定电话也不甘示弱。20世纪90年代,科技创新大量涌现。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减少成本的需要,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话中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开头她总是会热情地说道:“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接听,请不要挂机。”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序曲。

“如果您想听我们112种产品的目录,请按1;如果您想了解宁死也不愿意再和我们做生意的顾客的最新数量,请按2;如果您要找一位一无所知并且总是在休产假的老好人,请按3。”

在经过了11分33秒后,你终于听到一个声音说:“您要找的人可能正在接听其他电话,也可能不在办公室,请稍后再拨。”

这简直让人发狂。

这些公司把顾客称为上帝,但又把他们当作求职者一样傲慢对待。我想说,立刻取消这种自动语音应答系统,它是对顾客的怠慢,而且简直能让他们发疯。公司应该用友好的高情感的接线员来取代这一系统,然后他们会发现,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高效率。

我强烈要求任何一个使用自动语音应答系统的公司的老总亲自拨打一下自己公司的电话,看自己是否受得了。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提供高效的顾客服务系统,而不是使顾客怒气冲天地挂断电话。

因此,在这里我还要重复自己的建议:仔细考虑科技可能带来的双重影响。





一个冒险的选择


另一方面,科技的一些应用也是很有趣的。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巴黎的一家餐厅就把高科技与高情感结合在了一起。这家餐厅的名字叫作La Connivance,就在股票交易所的隔壁。它的定价规则和周围环境真是十分协调:食物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你点菜的时候,电脑会立即根据当时的供求关系来调整价格。就像比较受欢迎的股票一样,比较受欢迎的饭菜的价格会上涨,而冷门饭菜的价格则会下跌。而且,你可以按照你点菜时候的价格付款,也可以像期货市场上一样,按照用餐完毕埋单时的价格付款。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但当我和妻子与一位朋友谈起这家餐厅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奥斯陆一家酒吧的做法更为极端:价格也是按照这种投机法则来决定,却是随机的,而且还引入了股票市场崩盘制度,这样饮料的价格就可能会接近零,引起客人们一阵阵骚动。这些都只是电脑产生影响的两个例子而已。





规模问题


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忽略人数问题。过去我在犹他州的时候,是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的。在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和其他先驱在1847年来到盐湖城大峡谷的时候,他首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规划人口规模问题。他规定每个教区的最佳规模应该是300人,包括大人与小孩。因为摩门教徒的孩子都比较多,所以50个家庭的人口总和差不多就能够达到这个数字。在这样的一个教区里,大家都互相认识,也能够互相照顾,形成了严密的社会网络,以及非常理想的人口规模。

大多数公司都曾忽略过这个问题,现在人们已经醒悟过来。纺织品和药品销售达到20亿美元的戈尔特斯公司就非常注重这个问题。它规定每个办公楼不得超过两层,容纳的人不得超过200人。这样,因为每个工厂或者办公楼内的人数都不到200人,因此大家都能够彼此认识。大家都清楚每个人对于集体的贡献,而这在工业时期5 000人的大型工厂里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适当的人口规模可以提高人们的效率,并且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越高越好


世界各大城市摩天大楼之间的竞争也可以被看作反映人口规模的一个指标。芝加哥超过了纽约,新加坡超过了芝加哥,吉隆坡又超过了新加坡,而且这一竞争还在继续。但是,摩天大楼的建造是否考虑了人口规模这个问题,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商榷。把人们塞进100层的摩天大楼里是一个合适的规模吗?我可不这样认为。也许不久之后,“9·11”恐怖袭击的悲剧会使我们重新思考人口规模,以及它与人类和理想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盲目冲动


许多公司由于担心新技术会给竞争对手带来新的机遇,因此都在不停地更新自己,而更新所需的资金总是比他们预计的要多。人们总是会在科技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却忽视了自身的作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第一代大批量生产的主机360在20世纪60年代初炙手可热,就是因为所有的公司都认为主机对于公司来说是必需品。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销售人员戏谑地说自己的顾客都是由于“担心、不确定和疑惑”(或者简称为FUD)而购买产品的。人们往往觉得:“我们总不能无所事事。不管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做点儿什么。”当时公司间普遍流传的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想在新的技术时代的竞争中获胜,公司必须配备自己的主机。人们经常会因为担心落伍而盲目花钱,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科技是巨大的推动力,但并非真空状态下的推动力

科技是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必须是在与人们的需求和人性达到平衡的时候才是如此。

每一块石头扔到水里都会产生涟漪,每一项新技术也都会产生人们始料未及的影响。当一项新技术问世时,考虑一下下面几个问题:什么将会得到加强?什么将会被削弱?什么又将会被取代?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





第二部分

未来世界大趋势





本部分将会为大家介绍我所分析的未来的5个方面。它们都是根据“仔细搭配,直到把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的原则得出的。

本部分所描绘的未来景象,将会帮助你了解那些一眼看上去似乎互不相干的单个片段是如何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的。我在分析过程中已经明确指出了那些得出结论所需的思维模式,你也可以运用其他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思维模式进行分析。

在每一个章节的后面都举出了一些运用思维模式得出结论的例子,可以帮助你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未来形成属于你的一个“拼图”。





第十二章

经济:从国家到经济行业


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家间的边界曾经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划分。但是,现今社会人们争夺的已经不再是地理上的疆域,而是经济领域。各个国家都在争夺经济霸权,而GDP(国内生产总值)就是衡量经济是否成功的标准。

但是,当事实上的经济界线和经济活动都超越了国家的界线成为全球经济中的概念后,各个国家的GDP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它们各自的经济状况呢?现在,能够反映相关经济数据,并且为人们提供决策依据的已经不再是某个国家领土范围内生产的产品,而是在某个经济领域,比如汽车业或者制药业,所生产的产品的总和。我把这些在全球范围内以经济活动划分的领域称为经济行业。因此,衡量全球市场经济状况的标准,不应该再是单个国家的GDP,而是经济行业生产总值,一个反映世界经济状况的新GDP。

当今世界,各个公司都在自己的经济行业中努力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各个国家也都在努力吸引各个经济行业的佼佼者。同时,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也在展开。想要在这场竞争中胜出,各个国家必须把人才培养当作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自己对经济的理解。在同时进行的经济全球化与分散化的进程中,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国家的全球化,而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但是,人们似乎始终相信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全球经济是由243个国家独立的经济活动,也就是它们的GDP所组成,通过观察这些经济活动的总和,我们就可以了解全球经济情况。

我们所说的某个国家的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在一个国家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与做出贡献的企业的国籍无关。也就是说,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密西西比州投资10亿美元新建的汽车工厂的产值将会被计入美国的GDP,而不是韩国的。每个国家的GDP都被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是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封闭的。人们还以此为依据宣布国家的经济增长了2.1%或者下降了1.6%,这些如此精确的数字真是一个笑话。

今后,这些作为经济发展“比赛结果”的数据将会逐渐丧失它的实际意义。

全球经济的真正“边界”和经济数据应该根据世界经济活动来划分。比如,汽车的生产与销售可能要涉及所有的国家,而不应该再以国家来进行划分,因为每个国家都只是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我把这些以经济活动划分的领域称为经济行业,如汽车业、制药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

尽管德国作为一个国家,近年的经济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而且失业率达到10%左右,但德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各个行业里的表现相当不错,比如说宝马、西门子和阿迪达斯等公司。德国公司2005年的出口增长超过7%。

我们用经济活动而不是国家来衡量世界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不把国家看作国家。相反,随着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各个国家都会通过民族或者国家文化来增强自己的民族性或国家性特征,这一问题我还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我们在搜集关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蛛丝马迹时,应该关注的还是各个经济行业的活动,而不是各个国家的状况。但是,我并非是在赞同政治“左”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提出的“跨国公司”正在占领世界这一说法。我想说的是,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正在代替地理政治活动而成为世界主导。





国家并不能创造经济


近年来,我们经历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开始用经济术语来衡量一个国家。比如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日本是逐渐衰落的昨日之星;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强国,近年来经济一直没有发展。我们没有思考过德国未来的状况,只是在考虑德国经济将会走向何方。我们关注中国经济的巨大活力,并且推测它何时能够“超越”美国。巴西什么时候才能像它们自己希望的那样成为经济强国呢?俄罗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呢?

所有的问题如果不是毫无意义的话,也至少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国家是无法创造经济的。创造、推动经济的是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政府的任务应该是为它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去干涉经济发展。(但是,大多数政府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制定规章制度。比如,现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就正在忙着修改、制定各种规定。)全球大市场的形成要求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利用经济行业中的机会


当一个美国人或者德国人问“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的时候,他真正担心的是“旅游业状况如何”或者是“汽车业状况如何”。

对于里昂的菲亚特公司的汽车工人,或者底特律的福特公司的汽车工人来说,他所关心的是菲亚特或者福特的状况,而不是法国或者美国的经济形势。现在,菲亚特已经是一个全球性企业,就像福特一样。反过来,菲亚特和福特都是巨大的全球汽车行业的一部分。所有相关的公司,比如汽车设计商、引擎制造商、电池制造商、玻璃制造商、销售商等,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一个巨大的汽车行业(它是没有国界的),是它们生产了世界上所有的汽车。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现象,汽车行业的概念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清晰得多。了解某个经济行业的状况比了解某个国家,比如德国或者法国的经济形势要简单得多,比了解全球经济状况更要容易得多。

如果我们想要关注“比赛结果”,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比赛,我们所要寻找的是什么结果。我们现在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GDP的前身是GNP,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数指的是,在一个国家境内,如德国境内生产的所有产品的总值加上德国企业在其他国家的生产总值。(也就是说,GNP =某个国家在一年内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日益融合,GNP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所以大约15年前,大部分国家都放弃了GNP,转而采用GDP(GDP =在某个国家境内一年内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货币总值)。GDP所计算的只是在一个国家的边境之内所生产的产品与服务,与做出贡献的企业的国籍无关。由于美国许多公司的活动已经融入了世界各个地方,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经济这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

最终衡量经济的唯一指数应该是GWP——世界生产总值,也就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产值。了解并衡量世界经济的唯一途径,应该是考察各个行业的产品总值,一个新的GDP指数,不过这里的D指的是经济行业。

德国经济的创造者,并非是作为地理和政治实体的德国,而是德国公司和德国企业家,其中的一些公司和企业家又是一个大的经济行业——全球经济的一分子。同样,欧洲经济也不是由地理意义上的欧盟创造的,而是由欧洲的公司所创造的,其中的一些公司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公司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谈论德国经济是一种概念的错误。世界上并不存在德国经济,除非你武断地把德国这个国家境内生产的产品都归于德国门下。德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已经无法找出一种方法来判断哪些是“德国的”,哪些不是。

许许多多的小公司组成了大的经济行业,就像许多个城市和村镇组成了国家一样。事实上,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是互联网上的个人企业。

世界各地的企业家都想尽力利用全球市场的机会,而不是固守于本地。100多年前,奥地利皇帝和其他皇室成员只有在巴德伊舍尔的夏宫里才能品尝到自己最喜欢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家面包房生产的巧克力,但现在通过互联网,全球的巧克力爱好者都能购买到它。在自己家中工作的越南艺术家可以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作品卖到世界各个地方。维也纳的一家刀具公司在互联网上公布自己的产品目录,并且把DHL或者联邦快递作为自己的配送合作商。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商人建立了自己的网站1daybanner.com,并且保证世界各地的顾客都能在订单下达一天之内收到任何尺寸的横幅,极大地方便了无法在当地购买合适横幅的游行示威者。eBay这个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每年的交易超过200亿美元。就我自己来说,因为签署了许多图书出版和演讲合同,许多年来我都是在为数不多的下属的帮助下,与50多个国家的人们打交道,形成了我自己的全球行业。我的模式相当简单,而且有点儿老套,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行业模式。我们都是大的经济行业的一分子,不管我们从事的是出版、饮食、拍卖,还是其他行业。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没有马戏传统的加拿大魁北克市,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走钢丝的演员、吞火表演者和魔术师创立了“高跟鞋俱乐部”。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还创立了一个马戏节与其他马戏团交流经验与人才。于是,4年后的1984年,著名的太阳马戏团诞生了。他们的目标就是打破传统的规则,并且挑战极限。他们成功地为大家展示了一个梦幻世界,一个可以被全世界人们分享的梦幻世界。它在全球的巡演十分成功,而且现在已经占据了娱乐行业中的巨大份额。

再比如,国土面积并不大的芬兰诞生了今天的诺基亚——一个以定位于全球手机市场的理念和出色设计征服了世界的诺基亚。

而有些人是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在市场“播种”的。比如,丹麦海滨城市奥胡斯的一些学生就志愿为人口发展做贡献。每天都有几十个男学生为全球最大的精子银行Cryos提供精子,然后Cryos通过船只把冷冻精子运送到40多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学生的精子被送到了好几个国家,已经有100多个孩子因此而降生。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精子的去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建立自己的“全球行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也有丹麦血统,不过是通过传统方式获得的:我的母亲就是丹麦人。)

全球范围内有不计其数的行业,它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世界经济或者自己国家经济的状况,而是做好本行业的事情。





体育的例子


改变人们思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举个体育行业的例子。假设你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管你踢哪个位置,都需要最好的训练和教育。尽可能地了解足球圈:哪些是最佳球队,哪些是最佳队员,哪些是最佳教练?最好的球队会选择最好的球员,最好的队员也能够选择自己的球队。你的成功和在足球行业的地位取决于你的才能、雄心、灵活性和对理想的坚持。

你处理足球行业的网络的方式和面对全球电话系统的方式是一样的。当今,世界上有20亿部电话处于使用状态,你或我都可以给其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给你打电话。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在这个大的网络中,我们每个人都创造了我们自己可能拨打的电话号码领域,忽略了剩下的那些。

不了解其他的运动项目并不会影响你参与足球运动。不了解世界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并不会妨碍你参与自己经济行业的活动。因此,了解自己的运动或者行业,以及与其相关的方面就可以帮助你在竞争中立足,你并不需要了解所有行业的活动。

无数个自给自足的行业组成了自成体系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无数个人的行为总和就构成了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管理,而且也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些个体行为总和的影响。全球经济只能是“自然顺序”的结果。

我们必须转变自己的思维,不再把企业所在的国家,而是把各个企业本身看作全球经济的基本单位。

所有强大的行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中的每个部分似乎都是整个网络的中心。当你在自己家中上网,发送、接收世界各地的信息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就像网络上的所有其他人一样。





世界政府会出现吗


你可以想象有一天自己会投票选举世界总统吗?许多人都问我全球化是否会导致一个世界政府的出现。老天,我希望不要。在由于私有化和全球交流日益密切而使各国政府权力逐渐被削弱的今天,为什么要再产生一个世界政府呢?NGO(非政府组织)行业正在影响全球的经济和其他方面,并且对于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NGO组织的数量还很少。现在世界上已经有数百万的NGO组织,它们超越了国界,在世界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瑞士城市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商界人士普遍抱怨说,NGO组织霸占了整个议程(全球变暖、贫穷、公司的社会责任等问题)。

其实,这种经济行业的思维转变随处可见。比如,如果你是金融从业人员,你很明白自己属于金融行业,而不会去考虑主权问题。再比如那些外汇交易者,他们丝毫不关心国家的国界,他们的活动领域就是整个世界。

也许,经济行业报告可能会首先作为附属指数写进GDP报告。假以时日,它将会取代GDP报告,因为GDP报告无法准确反映世界经济状况。

全球经济行业的思维方式需要全新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思维,这一点儿都不夸张。

一旦你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并且开始收集预测未来这个拼图游戏的片段,你就会发现一些表明全球行业化的蛛丝马迹。其中一个就是分散化。





分散化是关键


经济行业发展背后的因素就是分散化。分散化有助于推动全球化进程,这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

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目睹了全球化的推进和集中化的衰退。这种集中化的衰退在国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私有化进程也反映了集中化、国有企业、政府权力的衰退。各个国家中央政府对企业管理的减少也随之而来。我认为,想要成功,想要实现持续增长,全球化就要完全依赖于社会分散化的程度,这一点毫无疑问。

分散化是一种向新的适当规模的转变,这一规模直接缩小到个人,它是无数个人、公司和经济行业为各自利益奋斗时相互影响的过程。世界的持续发展完全依赖于它的分散化程度。

迄今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允许把市民的头像印在邮票上,这正是国家的分散化的象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奥地利、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你都可以买到印有自己头像的邮票。邮票上不再是国王、女王、总统或者是首相的头像,而是你或者你隔壁邻居的。

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科学上的例子。在科学领域,研究自然中最小结构的粒子物理学家往往与研究最大单位的宇宙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政治和经济行业,它们的体现就是分散化和全球化。粒子和宇宙的互相影响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世界经济的模式。





商业分散化


众所周知,在商业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分散化、灵活性和创新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许多企业正把自己重新组合成为许多个小公司联合的网络。但是,在商业领域,个人自主仍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也许在将来它对于企业就会像民主对于政府一样不可缺少。

以前,各个部分越容易管理,世界就越安稳。但是现在,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人们能够管理非常复杂的事务,因此不管下面有多少分支部门,它们的业务又有多么复杂,公司的管理也能做到有条不紊。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计算机系统使人们能够实现分散管理,加强信息链上个人的贡献,更好地利用手下的人才。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微软都是一个由软件程序员构成的网络,每个程序员都可以和比尔·盖茨直接交流。

在eBay网上,有430 000多个人都是靠这里的生意维持基本生计。(如果他们是一个公司的话,那么将位列美国五强之一。)这将近50万的人们是在真正为自己的零售店打工,他们的产品销往全球各个地方,每年的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

另一方面,公司领导的头衔也出现了分散化,一个公司往往有许多个总裁,许多个首席执行官。比如,通用电气就有八九个首席执行官。再比如,德国传媒巨头贝塔斯曼仅仅在美国就有10名首席执行官。这样做除了会给企业带来分散化的优势之外,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员工激励策略。因为公司不再只有一个首席执行官,而是有多少个分支部门就有多少个首席执行官,那么员工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升到这个职位。年销售额已经接近500亿美元的强生公司所取得的成绩令人咋舌,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比尔·韦尔登(Bill Weldon)在谈到自己公司的规模时这样说道:

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一个年销售额超过400亿美元的大公司。我们是由200个小企业组成的,每个小企业都集中关注自己所处的市场。这就像是把200堆沙子堆到山上去,这肯定要比你把一个200磅的大石头推上山要容易得多。而且,如果大石头向下滑,那你就麻烦了。



不管什么类型的实体,它的规模越大,它就越需要分散成小的、更加高效的部门,这样才能保证它的有效运行。现在,许多大公司都在进行分散化,并不只是因为这是一种流行的做法,还因为面对现在这种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新的市场竞争,它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高效、及时的应对。这就是为什么通用电气会有八九个首席执行官的原因,这也是强生公司把自己分裂成200个小公司(200个首席执行官)的原因。隐藏在现在的未来趋势就是,公司的成功与否将由它们的创新性和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所决定。灵活的小公司,或者由它们所组成的公司联合体在任何场合都会打败那些官僚作风严重的大公司。





小、精、灵活才能赢得市场


企业的分散化也表明越来越多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小公司获得了成功。

奥地利的一个小组在手术的进步与缺少技术设备的支持之间发现了机遇,从而一举成为高科技手术显微镜的全球供应商。新一代的外科手术师们创造出了许多复杂、精细的手术技术,使自己能够在微观环境下进行精密手术,但他们缺少合适的手术显微镜。

于是,来福光学有限公司研制出了镜式磁变仪Varioscope,一种可以像眼镜一样佩戴的小型显微镜。它可以进行自动聚焦和图像大小调整,并且还配备了集束光和带电源的照相机。它代替了原来的笨重的大显微镜,而且更重要的是,原来的手术显微镜是无法调节焦距的。它的诞生帮助医生更方便地使用复杂、精细的手术技术来进行手术,比如在进行前列腺手术时,就可以避免传统手术所可能引发的阳痿与小便失禁等问题,这对于患者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现在,光学界的大亨们都不能使用来福公司的专利。来福公司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行业,并且在其中争得了一席之地。由于Varioscope显微镜给手术带来的便利,它现在已经被60多个国家的医院所采用。一旦某个仪器的优势显现出来,那么被大家所采用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最后垄断者的衰落——国家货币的私有化


现在,没有一个领域像货币一样仍然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丝毫没有受到几十年私有化进程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启动了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世界各国也纷纷效仿英国的这一做法。这一全球企业私有化进程速度之快,涵盖范围之广(包括公用设施垄断企业、电信企业、邮政服务、铁路、银行垄断企业等),堪称人们所目睹的最惊人的潮流之一。既然政府垄断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完成,那么,现在是废除中央银行的时候了。为了未来的发展,现在我们需要有竞争力的货币,可以和国家货币直接竞争的货币,就像我们需要其他电话公司直接与国家电话公司竞争一样。

在美国历史上,1837—1866年被人们称为“自由银行时代”。当时,国家、公司、私有银行,甚至个人都可以发行纸币,那时是存在真正的货币竞争的。

现在,许多种类的新货币出现在了世界各地。在全世界范围内,4 000多个团体都根据不同的社会目的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比如出现在日本的400多种用来支付养老服务的私人货币系统,再比如纽约伊萨卡的纸币系统伊萨卡时间[1],人们利用它可以把自己的劳动时间换成等值的社会产品和服务。

这些“免费货币”还包括航空公司所发行的里程积分奖励,现在人们甚至可以用它来付电话费、出租车费、餐费、酒店住宿费,或者购买商品,即使你根本没有坐过飞机也没有关系。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替代货币”,比如现在发展迅速的信用卡和其他交易手段。里程积分奖励券也可以被看作替代货币,因为你可以把它们当作货币使用。(据《经济学人》统计,现在尚未兑现的里程积分奖励券的总价值甚至超过了流通的纸币。)

在即将结束对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参观的时候,我和妻子多丽丝来到了位于普里奇欧尼宫的台湾展馆,它就在圣马可广场附近。一进门我们就发现大部分地板上都堆满了漂亮、饱满的白色大蒜头。后来我们发现,这是对一种新货币进行的宣传。

我们被邀请进入了大蒜市场G-Mart,这里的G代表的是大蒜——被作为货币发行的有机大蒜。“2030年,它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商品,因此会成为世界通用的货币。”中国艺术家郑淑丽(Shu Li Cheang)说自己的设计是“与现有经济体系的一种对比,对货币的价值和意义提出疑问”。现在我还保存着几百张G-Mart的万元纸币,它们都可以兑换成有机大蒜。

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货币,有免费货币,还有替代货币,但它们都只是政府发行的国家货币的补充货币。这些国家货币垄断机构仍然没有受到挑战,但这一情况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分散化的最后一步就将是所有垄断之母——国家货币的私有化。要想实现这一过程,人们所需要打破的思维瓶颈就是,货币和汽车、冰箱、马铃薯、金子一样都是商品。

政府的货币垄断也出现了问题。货币垄断有着其他一切垄断所拥有的缺点:无论产品质量如何,人们都必须使用它,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阻碍人们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因为垄断企业是没有创新的动力的。

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货币垄断并不比其他的垄断行业好到哪里去。18世纪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们都普遍认为,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建立货币制度并发行货币。(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看法。)现在,这一普遍共识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

如果我们花点儿时间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政府将来仍然无法提供有效的货币。所有政府发行的垄断货币的购买力还会继续下降:

• 1971—1991年,由于通货膨胀,德国马克贬值率超过了52%,而且这还是德国经济发展相当不错的一段时间。

• 同一时期内,美元贬值70%。

• 同一时期内,英镑的贬值率超过了84%。

• 1995—2005年,美元贬值33%。

• 观察一下任何国家任何一段时期的货币,你会发现它们都在贬值。



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老百姓。我们每个人都为垄断货币的低效付出了代价。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中央银行“不适合于市场经济”,还说“中央银行制度简直完全属于20世纪”,而在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央银行被看作和用作政府融资的一种手段”。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说政府“只会印钞票”。现在,它们还创造了电子钞票。技术的发展大大推进了新的货币和货币系统的前进。

我们不知道货